夏朝之前：探寻华夏文明的起源之谜

考古学术界为什么不承认夏朝

考古学术界不承认夏朝的存在，原因之一是清末发现的商代甲骨文中并未提及夏朝，甚至没有出现“夏”字。此外，尽管二里头文化的出土物被视为夏朝的可能证据，但它们并不足以确切证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因此，夏朝的存在仍然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

在古代文献中，夏朝常被提及为华夏文明的起源，由大禹及其子启建立，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然而，这些记载缺乏实物证据的支持，使得夏朝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考古学家许宏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一起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尽管这些文化在考古发现中显示出强大的文明特征，但它们是否直接关联到夏朝，仍需进一步的证据来确认。

在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夏朝的存在存在不同看法。国内学者通常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文化与夏朝有关，而国外学者则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倾向于不承认夏朝的存在。

总之，夏朝的真实性主要依赖于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而考古界确认一个王朝的存在需要客观的物质证据，尤其是该时代的文字记载。由于缺乏这样的证据，夏朝的存在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从何算起？

为了查证文章是否真实，我周日去查了查，把查到的资料给各位网友一起分享，首先说明我不是学历史的，没有时间差太多的资料，欢迎有兴趣者补充：

一、世界各个主要文明的开端情况

1、尼罗河文明

“埃及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叶以后便进入了文明时代，同美索布达米亚文明一起，成为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摘自《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刘家和、廖学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P71）

2、两河流域

“美索布达米亚文明的发现和亚述学的诞生是建立在考古学的基础之上的。” （同上，P106）

“伊朗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在伊朗西南部胡吉斯坦（Khuzistan）地区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即埃兰（Elan）文明。” （同上，P135）

3、古印度文明

“哈巴拉文明是古代印度的早期文明，公元前1750年左右，哈巴拉文明的突然灭亡，其原因至今未名。” （同上，P151）

“哈拉巴（古印度）的年代说法不一，有的考古学家断定为公元前2500～公元前1750年，有的学者把考古和碳14定年相结合，断定为公元前2300～公元前1750年，在学界均被采纳。”（摘自《世界上古文明史》，李怀国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P48）

“可以肯定在印度河文明盛期（公元前2200～公元前2000年），它已达于奴隶制大国的发展阶段，与同时期的埃及、两河流域水平相当。” （《世界历史（上古部分）》朱龙华，北京大学出版社，P256）

4、希腊文明

“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克里特（古希腊）进入金石（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进入青铜时代，奴隶制城邦出现。”（摘自《世界上古文明史》，李怀国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P56）

“古代希腊的历史延续达2000年，它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爱琴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化），公元前2000～公元前1100年。” （《世界历史（上古部分）》朱龙华，北京大学出版社，P318）

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

1、其实，我查过资料之后才知道，最核心的问题是夏王朝是否存在及其起始时间。如果从夏王朝开始计算，即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如果从商朝开始算，则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如果开始于商，则肯定与“四大文明古国”无缘，因为古希腊文明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而其他3个文明最晚的也在公元前2300年就开始了。

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争论由来已久，国际学术界看问题的出发点是以事实说话，结果就是无法承认夏的存在。比如英国的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的第37也写道“就我们所知，夏代是传说的朝代，商、周政权是真实存在的，它们的历史性得到幸存下来的物质文化遗骸的证明。” 《亚洲史》的作者罗兹·墨菲（美国，海南出版社，2003年），在124页写道“古中文文献中提到夏之前的五‘帝’，可视为凭空想象的英雄；其中最后一位叫做大禹，被说成是夏的创立者。夏的存在年代姑且定为公元前2000～公元前1600年，但此外关于夏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最早的文献史很多世纪后撰写的。”

国内对这个问题分歧很大，但建国之后争论就少了，至于原因是不是楼主所认为的，这是另外的问题，大家自己判断。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兴趣的可看这个网址：http://www.arch.pku.edu.cn/csac/structure/main_3/j/4.html

我也查到了最近的出版物，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2004年3月第1版，人民出版社）的第33页“第二节 假设的夏朝遗迹”写道“夏朝文化遗址，迄今还没有得到确实的证明。”至于顾颉刚等学者，一直认为夏的存在缺乏依据。

因此，可以说，如果我们比较的是由考古依据的文明起源的话，另一个必然是希腊文明，不会是中国。（当然，如楼主所说，不时按国家分，而是按流域、区域来分。否则，象古印度包括现代印度、巴基斯坦等多个现代国家。）要是比传说或者书面记载的话，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三、是不是在提出“四大文明古国”时，希腊文明的考古发现确实比较晚呢？

对于这个问题，从《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刘家和、廖学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的第207页可以得到一个答案，“1876年，施里尼在迈锡尼的城堡内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的王室穴墓”，208页“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1900～1941）对克里特岛上的遗址展开了大半生的发掘和研究，出土了一座巨大的宫殿群废墟。…这样一来，古希腊史的起点进一步推前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可以看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希腊文明的起源问题就得到了考古学的支持，因此，“四大文明古国”是在建国后，不可能不知道。至于为什么这么提，楼主给了一种说法，信不信在个人，因为这里没有提供其他证据。

四、关于文明的定义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出版社，1998年）的2页写道：“国内外较为流行的观点是把文字、铜器、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或要素来探讨文明的起源”。另外，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的第37页写道，“文明和文化之间这些区别的最明显的外部标志，无疑就是存在和不存在城市。”

五、其他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对各个文明的考察一章（第九章，37页）有一个图表，描述了个文明起源及延续的情况，可以看出，印度文明一直延续至今，而并非只有中国。这涉及的内容更多，我没有精力和能力考证。

另外，对于你说的“有勇气的话，直接向执政X开炮”，我想这是两个层次问题，我只是想知道真相是什么，不想被欺骗而已，而不喜欢什么空洞的口号。这可不向你其他文章的风格。

最后我想转一段顾颉刚在《夏史三论》（《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139页）里的一段话，“近来有人对我说：‘你们不要在考古史了，给你们一考什么都没有了！’料想这文发表，又要使他们难过一回。我们除了抱歉之外，再有什么话说！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吧！若是你们所有的也是书本上的材料，而且是战国以下的书本上的材料，那么除了用这样的方法整体之外是没有更适当的方法了。除非你们说历史的目的不在求真而在求美，才可以保留这些有趣味的故事给人们欣赏去，惭愧我们不是艺术家，我们不肩着这项任务，只得请诸君原谅了。”

传说大禹姓“姒”名“文命”，隐藏了华夏文明上古历史的重大秘密

揭示上古秘境：大禹“姒文命”之名背后的文明隐喻

在广百宋斋的一篇深度探究中，我们挖掘了《帝王世纪》这部奇书中的历史宝藏，它为我们揭示了华夏文明上古时期的惊人线索。皇甫谧的这部作品，详细记载了从少昊至禹夏的历代帝王，其在位年数、王年干支及天文历法的奥秘，为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

通过严谨的考证，我们确定了惊人的精确王年断代：少昊元年是公元前2711年，颛顼元年是公元前2629年，帝喾元年是公元前2551年，唐尧元年是公元前2477年，虞舜元年是公元前2378年，而大禹夏元年更是定格在公元前2325年。这些发现不仅影响了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与华夏文明的联系研究，而且激发了更深入的学术探索。

对于大禹的姓名“姒文命”，更是引发了一场语言与历史的交响。我决定以方言古音为钥匙，解开这个谜团。在闽南语、潮汕语等方言中，“斟鄩”发音与“天水”相近，“有虞”和“安邑”则与“乌尔”古城遥相呼应。深入考察“姒”“文”“命”三个字在各地方言中的发音，我们发现它们竟与“苏美尔”——这个神秘的文明名称——惊人地契合。

“姒”在闽南语中读作 si 或 sɯ，而“文”在吴语中发 vɛ̃，与“乌尔”的音节相似。至于“命”，在客家话中则读作 mêi。将它们组合起来，我们得到的竟是“Sumer”，即苏美尔，那个在古代文献中一直隐晦的名字。这不仅是汉语古音对苏美尔的音译，更揭示了华夏先民与苏美尔文明的紧密联系。

大禹的名号，不仅是一个历史符号，更是华夏与外域文明交流的见证。他继承了阿卡德帝国的权力，建立了夏朝，而“Sumer”这个阿卡德语词汇，被华夏先民以古音译为“姒文命”。这是一段跨越时空的语言桥梁，连接着华夏与苏美尔文明的交融。

这个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华夏文明起源的理解，也揭示了语言在历史长河中的神秘力量。每一处发音，每一声呼唤，都在讲述着上古时代的秘密。继续深入探索这些古代文明的交汇，将为我们揭示更多华夏文明的灿烂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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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以前真有个虞朝吗？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奴隶制的朝代，而在此之前，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以及黄帝、颛顼、帝喾、尧帝、舜帝等，都被视为原始时代的神话人物。

然而，学术界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夏朝之前确实存在一个虞朝，这种观点最早在2002年的《河北学刊》上由王树民同志提出，其学术论文名为《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

如果虞朝的存在能够得到确认，那么中国历史的起始点将会向前推进至少一千多年，从五千年历史更正为六千年历史，同时，华夏文明的记载也将从五千年延长到六千年。

这个观点不仅对历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此仍存在争议，但这一发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探讨中国古老历史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虞朝的存在如果被证实，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解，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古代中国的认识。

尽管虞朝的证据尚不充分，但这一理论的提出激发了更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也为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视角。

总之，虞朝的存在与否，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但这种探讨无疑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加深了我们对古代中国文化的了解。

目前，关于虞朝的探讨仍在继续，无论是支持还是质疑这一观点，都对推动历史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为什么夏朝这么神秘！！！！！！

商朝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开始，而在此之前，夏朝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文献中的片段和考古学的推断。由于缺乏文字记录，夏朝的历史变得扑朔迷离，充满了未解之谜。这不仅增加了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好奇心，也使得夏朝更加神秘。

夏朝的神秘性还体现在其文化和制度上。虽然我们无法通过直接的文字资料了解夏朝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但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窥见一些当时的遗物和遗迹。这些发现揭示了夏朝可能拥有较为发达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以及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这些信息虽然有限，却足以激发人们对夏朝的无限遐想。

此外，夏朝的神秘性还源于其历史地位。它是公认的中国第一个王朝，标志着国家形态的形成。然而，由于缺乏直接的文字证据，人们对夏朝的起源、发展和灭亡过程知之甚少。这种历史上的空白，使得夏朝成为一个充满想象和猜测的话题。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夏朝的兴趣不仅限于学术研究，更是一种文化情怀的体现。通过不断的探索和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揭开夏朝神秘的面纱，还原这一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夏朝的神秘性，既是历史的谜团，也是文化的魅力所在。

夏朝找不到更多记载？竟是因为周朝统治者的刻意漠视！

说明：本帖属于随笔，章节不定，算是本人对夏文化相关问题的梳理，有些内容可能距离夏史本身较远，大体不出夏商周三代时期。因为是随笔，由于精力有限，可能某些表述并不是十分严谨，只是提出一些自认为还算能说得过去的观点。如果有余力，可能会写到二里头遗址等核心问题的看法，视情况而定。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一）漠视夏商史的周人

夏朝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史起源的一个重要话题，“夏人”是在“汉人”这个概念形成之前，被中原大地（即“中国”）的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想象共同体。在周代的诸侯们存在国邑姓氏等区分门户的规则，但是当他们自视整体的时候，会用“诸夏”来自我指代，以区别四方“蛮夷戎狄”。在西周时期开始逐渐整理完善的《诗经》有《大雅》、《小雅》的篇章，大雅、小雅的“雅”是后世所使用的假借字，在先秦时代，则直接写作《大夏》、《小夏》，“夏”就是风雅贵族的象征。不过从古文字角度来说，先秦古文中的“夏”字，粗看起来如同长了大眼大脚之人，手里似乎还拿着某种武器之类的东西，有时候旁边还配一个“日”形，似乎是在拜日，由于传抄变形，已经很难弄清这个“人”到底是在做什么，也很难跟风雅联系在一起 。学者们也尝试从甲骨文中寻找疑似“夏”的文字，遗憾的是，甲骨文由于过于抽象，人形、猴形之类象形的符号太多，卜辞上下文也很简短，因此使得我们虽然仿佛抓到了解谜的一串钥匙，却不知道究竟用哪一把钥匙打开眼前的大门。

曹定云先生所写《古文“夏”字考——夏朝存在的文字见证》（《中原文物》1995年03期），提出一种“夏”字变迁的示意图。不过他所列举的甲骨文字形如同“三毛”，例是否与其他古文构成渊源关系，尚且存疑。

有人可能认为，可以从卜辞中寻找关于夏季的词条，“夏”不就有了么？遗憾的是，商代卜辞中只有“春秋”的概念，却无“夏冬”。直到周初《尚书·君牙》中才有出现“夏冬”的说法。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尚书·君牙》是伪古文，其中涉及到“夏冬”的文字是战国时期古籍《礼记·缁衣》转引的，《缁衣》还发现了郭店简和上博简两个楚简版本，其中也包含了《尚书·君牙》关于“夏冬”的引文，证明周初才有了四季的概念。

▲《简明甲骨文辞典》等书中有关季节的甲骨字摹写

如此一来，我们对于“夏”字的考证，被拦截在周初，很难进入殷墟时代（也就是晚商时代），更难以进入无文字的早商乃至先商时代。

周人对于夏商的记忆不会凭空出现，目前流传的西周早期文献中，周代的政治家们反复将夏商并举，商代是周人推翻的，而夏代则是由商代的先祖商汤推翻的，两个朝代因为统治者的荒废而走向了衰亡，成为周人警戒的榜样。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发生剧烈的动荡，各种历史文献流散损毁非常严重，同时还有一些后世托名的文献混杂其间，使得人们对于历史，特别是先秦史的考证步履维艰。比较可信的西周历史文献，除了各种出土青铜铭文之外，主要集中在《尚书》和《逸周书》之中。《尚书》中较为可信的西周文献包括牧誓、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费誓。其中《金縢》在清华简中有发现。《逸周书》篇目更为庞杂，长期没有整理，这样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躲避过分的删改，但同时也因为缺乏校勘，错字连篇，十分难读。其中可能属于西周文献的的篇目有世俘、皇门、祭公、商誓等。

▲《尚书·召诰》的部分拓印

从这些历史文献来看，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贵族集团，对于天命充满了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既希望证明自己拥有了天命，另一方面也担心天命离己而去。对于夏商历史也同样充满了矛盾的心理。

《召诰》中有这么一段话，值得后人玩味：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

这段话中，周公一方面强调要以夏商的历史作为自身的教训，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似乎感悟到，夏商的存在都有其固定的年限，周人希望自己的政权存在亿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一旦知道了夏商存在的年份加起来不到一千年，这种失落感是可以想象的。所以他一直说“我不敢知”、“我不敢知”，只在乎夏商留给统治集团的教训，不愿意具体探讨夏商究竟存在了多少年这个话题。

▲周文王画像

在《召诰》后面又说道：“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还是给自己人打气，希望周代政权可以超越夏商存在的时间。

在周公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周人似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人人都能说两句要以夏商为鉴，但是夏商王朝具体怎么回事反而没人关心。殷墟甲骨文之所以能保存到清末才重见天日，也说明周人对废弃的商人旧城址的遗物并不关心。周人典籍库里或许也保留了一部分夏商典籍资料，但一般人也难以见到，最终随着东周列国的到来而逐渐消散殆尽。

《尚书》的另一篇文章《无逸》则是直接考验了周公对于商代的历史认知问题。相关段落如下：

“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比较好理解，就是周公列举了商代的三位君主中宗、高宗、祖甲，在阐述了他们的美德之后，给出了他们的在位年份，然后指出在此之后的商代君主由于娇生惯养，不知民间苦难，所以在位时间一般也就只有不到十年。

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段话中暗藏了无数“坑”。首先我们看《史记》中转引《无逸》的文字：

“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驩。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

抛开个别文字差异不提，《史记》引《无逸》所给出的高宗在位时间为五十五年。与上面的“五十有九年‘相差了四年。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虽然《无逸》篇属于《今文尚书》，但上面的底本属于伪古文尚书，《史记》引用的底本则属于孔壁古文尚书，用字方面参校了《今文尚书》，略作删改。理论上《史记》引用的《无逸》版本应该更权威一些，然而《史记》作为载体流传时间也不短，其实也无法排除传抄错误，于是哪个版本更权威就成了糊涂账了。

更有甚者，《今文尚书》这段内容差异更大。《今文尚书》的权威底本是东汉的熹平石经，遗憾的是历经战火，该石经已经只剩下一堆残片，其中《无逸》篇有若干不相连的碎块。有一块残片上的文字是“肆高宗之飨国百年。自时厥后……”不仅高宗“享国”时间变为百年，而且“祖甲”相关的文字并没有接在“高宗”的后面，学者根据文献推测，《今文尚书》中“祖甲”可能写作“太宗”，相关文字放在“中宗”之前，太宗、中宗、高宗，凑成三宗。

这样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所谓殷代三宗到底是谁？高宗一般人认为是商代第23任君主武丁，没有什么异议。汉代以来的经学家包括司马迁则认为中宗是商代第9任君主太戊，《尚书》中还有关于太戊的篇章，只是失传了。

然而《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则说：“汤、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

晏子就是春秋时期齐国名臣晏婴，他把汤、太甲、武丁、祖乙作为商代著名君主并列，没有提及太戊。《孔丛子·论书》中有段内容，是说孔子与徒弟公西赤结合《无逸》与晏婴的言论进行探讨：

《书》曰：“其在祖甲，不义惟王。”公西赤曰：“闻诸晏子，汤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为王，居丧行不义，同称大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于人、计功以除过。太甲即位，不明居丧之礼，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复位，谓之明王。以此观之，虽四于‘三王’，不亦可乎？”

看起来晏婴确实说过了类似的话，除去开国之君商汤，剩下的太甲、祖乙、武丁似乎与《无逸》中的祖甲、中宗、高宗是匹配的。由此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似乎是认为商代第13任君主祖乙才是中宗。

这个推断可以得到《竹书纪年》和甲骨文的支持。

那么再回到“祖甲”的问题上来，从《孔丛子·论书》记录孔子师徒的言论来看，他们很自然地认为“祖甲”实际上是商代第4任君主太甲，而不是武丁之子祖甲（第25任商王）。太甲被儒家认为是有过能改的君主，也算有所作为。而商代在祖甲时代实际上是走下坡路了，按理说有何德何能与先祖并列呢？所以“祖甲”似乎应该是“太甲”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其他古籍转引《竹书纪年》则说太甲在位十二年，又与《无逸》记载的三十三年矛盾。如此问题又复杂了一层。

上面说了一大堆主要是让人明白三代史考证的不易，如果我们忽略这些分歧的地方，还可以发现其他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于盘庚之后的君主在位年代做了一个大致的估算。太甲、太戊和祖乙都是盘庚之前的君主，不在考虑之列，武丁在位直接取了59年说，没有采用55年说。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四君总共44年，平均每个君主11年，祖甲看来很难获得33年在位时间。之后武乙35年、文丁11年、帝乙26年、帝辛30年，这些君主的在位时间主要是结合《竹书纪年》和甲骨文断代的综合结论，虽然可能存在一些偏差，但是大体结论是武丁之后的历代商王在位年份大多不低于10年，这与周公在《无逸》中所阐述的观点是矛盾的。而且甲骨文中至今没有出现用高宗指代武丁的例证，看来周公对于殷商历史的认知是极为稀松的。周公不是专业的史家，而西周初年的史官很大一部分是殷商旧臣。在缺乏甲骨文之类海量的原始资料的支撑下，他们如何记录殷商历史，乃至早于殷商的夏朝历史，就成了一个未知数了。

▲商王武丁时期的青铜觥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平王东迁，东周列国的历史本身就十分精彩复杂，还有多少人惦念着早已尘封多年的夏商史呢？到了孔子时代，已经是春秋晚期，《论语》中记录了他的感慨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之后，似乎学者们逐渐掀起了收集整理夏商史的小高潮。其中的代表文献就是《竹书纪年》，其中不仅罗列了夏商君主表，而且还记录了他们的在位时间，虽然可能有些编写者主观私货夹带其中，但是其中保存的信息历史价值还是很高的，比如商王在位年份，足以作为历史参考，看来“礼失求诸野”的历史文化抢救策略还是有所成效的。

注：本文所有均来源于网络。

本文作者:大意觉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