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渠四句哲理解读：人生价值与道德修养探析

张载横渠四句解释

张载横渠四句解释

答案：

张载横渠四句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表达了张载对于儒家思想及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和崇高追求。

详细解释：

1. “为天地立心”：意思是张载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和思考，为整个世界和宇宙寻找真谛和核心。他致力于探究宇宙万物的本质和规律，以期确立一种符合天地运行法则的哲学思想或理念。

2. “为生民立命”：此句体现了张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他意识到人的生命和命运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儒家思想为人们找到生活的方向，为社会伦理和道德价值提供依据，从而使人们得以安身立命。

3. “为往圣继绝学”：这句话意味着张载希望继承古代圣贤的学问和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扬和创新。他致力于研究和传承儒家经典，以期将先贤的智慧和精神遗产延续下去，并为后世提供指引。

4. “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为后代开创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他希望通过儒家思想的力量，建立一个和谐稳定、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造福子孙万代。这句话体现了张载对社会的殷切期望和崇高理想。

横渠四句反映了张载的儒家思想精髓和社会责任感，展现了他对宇宙、人生、文化和社会的深刻洞察与追求。这四句话不仅是对个人修养的要求，也是对后世子孙的殷切期望。

怎样树立人生理想？

树立人生理想的方法：

一、理想应该是什么？

我将理想定义为：还没有实现的理想是一股牵引你达到最想实现的长远目标的稳定而且坚定的精神力量，它应当具备几个基本条件：长远、坚定、明确。实现了的理想则是一种具体的物质或精神形态。

想要在未来实现的理想是行动的出发点，被实现了的理想是行动的目的地。

理想是青年人去往远方的理由，这个理由必须是坚定的、持久的，可以不断调整但永远不轻易丢弃，可以不断遭受打击但始终可以让你热血沸腾，可以在困难重重之时与你希望，即便是在不见天日的日子里也让你信心满满！

有的理想直指一家一姓，求光耀门楣；有的理想求乎为国为民，希望奉献和创造。在此，不论理想的指向，任何理想的主人都是太阳底下的可爱生命。

在理想的面前，你的出身和过去、你的窘迫困境、你正在和将要面对债务和非难都变得不值一提！那些你在短期内必须要面对的人事、必须要获取到的谋生的钱财、必须要考上的学校、必须要拿到的资格证书、必须要赡养的老人……既可以成为你放弃理想或者放弃寻找理想的理由，也可以成为现实的检验你自身理想是否足够坚定不移的契机！

有理想的人本身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你当然有权利选择放弃理想，你有你特殊的处境和困难，但我还是希望你的理想作为一种幸运被你坚持到底。正在寻找和试图寻找理想的人也是幸运的，在基本的以衣食住行为核心的生存面前，你很有可能像那些放弃理想或者放弃寻找理想的人一样，在某一天扛不住而选择放弃，但我同样希望你正在寻找理想这一种幸运也被贯彻到底。

关于人生理想可二分为个人和社会两个层次：

个人层次的理想求的是个人自身及其家庭的幸福，社会层面的理想求的是家国百姓甚至人类社会的幸福。一是小家，一是大家。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把个人与社会二者结合的最好的一种辩证性的境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常人而言，独善其身已尤为不易，更遑论兼济天下。普通人最朴素的追求就是养活一家老小，病有所医、居有定所、食有味鲜、邻里有面……

宋代哲学家张载豪言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其中恰有兼济天下的意蕴。这种境界也一直是古往今来的文人志士所渴望达到又少有人达到的，在今天看来，同样是值得追求的极其高远的境界。

二、理想产生的条件

我之前经常说人是他自身历史的总和，现在进行延伸：“人的理想是他自身历史总和的产物”。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理想信念来自于他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来自于他的过去（历史）所塑造出来的“现在这个他”。

在这里把理想产生的条件归结为理想四问：一是你拥有什么？二是你需要什么？三是你想要什么？四是社会需要什么？

如此的话，可以把理想产生的过程理解为：你在生活实践中发现你自身客观需要或者主观想要某种需要长时间付出和坚持才能获得东西，你对这种东西的渴望远比对其他东西的渴望要强烈，你逐渐去了解关于它的一切，随着你对它的了解，你越来越想拥有它或者将它变为现实，终于有一天，你坚定的认为你这一生一定要得到它。

同理，可以把理想实现的过程理解为：由于你个人或社会需要某种需要长时间的付出和坚持才能获得的东西，你自身以你拥有和可以借助的资源和条件为基础，经过个人努力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最终找到、创造出这种你个人或社会需要的东西。

理想绝不是凭空产生和毫无依据的，理想的诞生需要特殊的历史条件。有社会家国、兼济天下的理想之人必然感受到过被社会家国需要，认为有此责任和使命，如果朴素一点也至少是出于对扬名立万、名垂青史的个人渴望，其指向是利人的，在中华文化里是“大仁大爱”；有赚大钱、做大事、成为大人物的理想之人，多少是出于改善自身生存条件，获得更多的金钱、更大的名誉、更高的社会地位，其指向是利己的，但又是积极向上的。

无论个人的理想追求是利己还是利人，理想的本质是基于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延展开来的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所以产生理想的根本性条件是：生存与发展之需要，重点在发展。这种需要在时间上短期内是立足于当前需要、长期上是依托于当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的。

这种作为理想的形成基础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又应当被细分为：确实需要和你认为自己需要。

所谓的确实需要，也就是你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以你的理想所涵盖的内容尤其是物质内容作为基础。所谓的你认为自己需要，又需要被细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你当前不需要，但是你在未来会需要；另一个部分是你在当前和未来都不需要，但是受到外部环境和他人的影响你认为你需要。

战乱时期，男儿们往往容易产生投笔从戎、报效祖国的理想，这种时期投笔从戎、报效祖国不同于和平年代，和平年代的这种理想的“纯度”一定要远远低于战争时期，虽然也不缺少真正纯粹的是报效祖国为出发点的热血青年，但更多人是因为和平年代的从戎待遇好。

人们经常以一些美好词汇所指代的内容作为追求的内容，比如快乐、幸福、开心、如意、健康、美丽、积极向上、善良等等。这些美好的对象确实是值得追求的，但是就形成理想信念而言，安逸舒适的土壤是不容易长出坚定的理想果实的。如果大部分的欲求都比较容易得到满足而且沉溺于满足，那么也就不容易形成高远的理想信念，大多时候痛苦和压抑更容易催生出理想。人们去树立和追求理想，从源头上来说，是为了打破被束缚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没有被束缚或被束缚的程度不高，打破束缚的动力也就不强。如果能够很好的转化，那么痛苦和糟糕的处境也可以是生发理想的土壤。

饥饿的人天然的渴望食物，贫穷的人大多渴望金钱，缺少尊严的人渴望被尊重……一个人轻易可以拥有的、已经拥有以及将要拥有的东西不构成一个人理想的内容，很容易就办得到的事情也不能称之为理想。由此来看，理想必定是艰难的，理想的实现必定是要克服阻碍的，理想的坚持必定是要磨损心智的，理想的达成不会一帆风顺，但理想值得追求的地方恰好在于它并不容易实现！

三、青年人如何树立理想？

如前所述，理想要区分为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但是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对于青年人如何树立理想，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是短期内的生存与发展（你当前需要什么？），第二个部分是个人较为长久的兴趣、目标和追求（你未来想要什么？），第三个部分是前两部分与社会发展需要的结合（社会在现在和未来需要什么？）。

很多人不知道也不可能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这是常态，他们能做的只是生活，扔给他们什么东西，他们就接住，接不住的就砸在脚上。有些后来有了理想或者信仰的人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在于他们在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有了接触他们的理想和信仰的机会，他们一开始接触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直接就坚定下来，当他们主动或被动的去了解他们的理想或信仰的时候，如果他们的理想和信仰能够足够彻底的让他们信服，他们越了解越就越坚定，直到他们自己从内心深处认可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并且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坚持和信奉它们。

在真正的树立理想之前，一个作为理想的主人的人应当明白上述的理想的三个层次，展开如下：

首先，人要去奉献、去创造的前提是自身的生存不成问题，也唯有自身的生存不成问题，才有余力去奉献和创造。这也正是大多数人的理想必须围绕着个人的生存问题而展开的原因，这就要求大家先完成“独善其身”的过程，解决个人的生存。

其次，当一个人的生存不成问题，要想树立起理想信念，就必须要有对某些事物的较为持久和稳定的兴趣、好奇，也唯有较为稳定和持久的兴趣和好奇才会转变为个人的目标、追求或者理想信念。这就要求大家将自身的“爱”发挥出来，去爱某些人、去爱某些事物，也要求大家将自身的“好奇和兴趣”发挥出来，去认识、去了解、去追寻一些东西。人的信仰归根结底出于爱！

第三，如果一个人要以为这个世界创造价值作为理想，就需要把个人的兴趣爱好发扬出来，并且与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心中同时装有个人的兴趣和社会的需要。这就要求作为理想的主人的这个人有比较强的参与社会、融入社会的能力，或者着力培养自己参与社会和融入社会的能力。参与社会、融入社会是从想做到能做的检验过程，没有前面两个以个人为基础的需要、兴趣、追求作为基础的理想只能是高悬其上而无法落地的。

四、作为理想实现的基础

每个青年人理想的可选范围必然是有限的，这是被他自己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所决定着的。但是很难明确的知道一个年轻人的一辈子会在什么地方发光发热或者默默无闻，年青人树立理想信念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要致力于将生命的不确定性在结尾处变成确定性，将年青时的无可定形变成老年时的形有所状。

人们会将鼓励人去拼搏、去奋斗，称之为成功学。但是不管人们叫它什么，对于实现理想而言，拼搏、努力、奋斗既不是鸡血也不是口号，而是追梦人们的日常的行为规范，他们是那样说的，也是那样做的，而不是因为听起来悦耳而相信。

我一直坚信任何的人、任何的社会、任何的国家，都是他（它）自身历史的总和。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误，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一个社会，要去实现他（它）的理想，那么在他（它）的未来检验理想是否被实现出来的时刻，他（它）的历史的总和是否大于等于他（它）的理想所应该涵盖的内容。所以换句话说，理想的实现与否就在于自身创造的历史的总和是否大于理想的内容。

大部分人所树立的理想最终是不会被实现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应该树立理想，任何一个人去追逐理想的过程给他带来的意义一定程度上也是构成他生命意义的主要内容。个人甚至社会的理想的意义不在于必然的实现出来，如果它让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变得积极向上、让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在它的生命周期内满怀信心和希望，那么这才是理想作为理想的真正意义所在。

作为理想实现的基础，可以分主、客观来看。个人主观的期望和欲求加上个人的为了实现这些期望和欲求所做的努力，是作为理想的主人可以去改变和控制的，但是就外部的客观条件和环境而言是作为理想的主人无法去控制的。所以在中华文化的语境里又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如果影响理想实现的外在条件，基本都具备，但是个人的努力程度不够，理想是无法实现出来的；如果个人的努力程度非常高，但外在的条件不具备，理想也是无法实现出来的。只有个人的努力和外在的条件同时具备，理想才有可能被实现。

如何理解人与自我的和谐,人与他人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

人与自我的关系，讲的是人要知己，最终目标是实现身心和谐，解决人类的精神危机。古老的中华智慧强调做人要有自知之明。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经》第三十三章），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才是最聪明的，最难能可贵的。人要了解自己很难，老子选择一个“明”字，有其深意。什么是“明”？“明”是对着黑来讲的，对着盲来讲的，“明”就是眼力好，盲是丧失了视力。看别人看得见，看自己看不见，这就是自我的盲区。老子教导我们，要让自己走出盲区，进入自我明察中去，含有非常深刻的哲理。

一、认识自我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的问题始终是哲学家智慧关注的首要问题，建立于三千多年前的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石碑上清楚地刻着这样一条铭文——“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由此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要求人要首先认识自我，他把人对自身的自然属性的认识转向了对人的内在精神的认识。他提出人的本质是灵魂，而灵魂的特点就是精神和理性，是能够自我认识的理性。人不是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不变的理性灵魂，这才是人的本质之所在。真理就在人的理性之中，因此认识自我就是认识真理，所以他把认识自我看作是哲学的主要任务。苏格拉底的思想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提倡发展为理智主义，从而能够对人的本质问题作出理性的、思辨的思考。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常到公园散步的习惯，一天，他正在漫步沉思时，有个孩子问他，“你是谁？”叔本华从沉思的冥想中抬起头来，对孩子说：“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如果你能告诉我我是谁，我将无比感激，受用不尽。”并不是因为孩子搅扰了他，叔本华才这么严肃地说话，实在是这位哲学大师许久以来常被“我是谁”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虽然，自古希腊时起，人们已将“认识你自己”的铭文刻在神殿之上，但千百年后人类对生命、对自我的所知所见仍然限于冰山上露出的一角，可见认识自我是多么艰难。

认识自我的困难在于，每个人身上都有四个组成部分的我。一是公开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的部分。二是隐私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部分。三是背后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知道的部分。四是潜在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部分。前两种可以说是浅层的，易于认识的，绝大部分人的盲点则在于后两种。自我感觉良好，时常沉溺于自恋幻觉中的人，是因为不知道背后的我，总将当面的恭维和逢迎的捧场视为全部的评价。自卑自贱自惭形秽者则失落于不知有潜在的我。

清除自我认识中的盲点，是一种积极的自我开拓。诚然，直至生命的终点我们都无法穷尽自我，但时时警惕自我，激励自我，当使我们不枉为人，不虚此生。人类不断成长，是因为能不断认识自我，磨练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而认识自我则是人生“自觉”的起点，人生永恒的主题。

二、磨练自我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中华精神之一，是人类在认识自我后首先要建立的立命之说。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起始和前提，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易传》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作了概括的经典性的表述。《彖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动乃是效法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里阐明了效法天行之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易传》还说：“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它把刚健当做一种最重要的品质，同时又要求刚健而中正，即不妄行，不走极端，能够坚持原则，“以冲中正”的态度来立身行事。司马迁以“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所作为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名志，说明古代圣贤即使在充满坎坷和艰辛的人生历程中，也能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来自立。这段记载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

在迷恋金钱、崇尚奢华的今天，强调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更有现实意义。我们要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要立志高远，积极向上，主动迎接生活的磨练。

三、提升自我

“孔颜乐处”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是人生的一个基本问题。孔子有两段著名的语录，讲到“乐”：一句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一句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被北宋周敦颐称为“孔颜之乐”，它几乎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之中。

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困厄万端；颜渊一箪食，一瓢饮，穷居陋巷。这本身并无乐处可言，但孔颜化解了身处逆境或物质匮乏所引起的外感之忧，使自得其乐，体悟到一种理性的愉悦。这种快乐，乐于扬弃了外在之物、外弛之心，自我意识到自身与天道合其德，同其体，也就是体认到个体自身的内在完美，即自己所具有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自由人格。这就是一种精神境界。

“孔颜乐处”的提出者是北宋周敦颐，也是二程（程颢、程颐）的老师。史称周敦颐每令二程“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二程遗书》卷二上）。二程认为生活贫困无甚可乐，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二程遗书》卷二上）孔颜乐处在于具有富贵不*、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精神境界和对别人“至诚恻怛之心”。程颢说，“富贵不*贫贱乐，男儿到此自豪雄。”（《秋日偶成》）又说，“云淡风清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偶感》）只要“浑然与物同体”，“反身而诚”，就会对世俗之富贵贫贱泰然处之，忘怀得失，由哀而乐，这就是孔颜乐处。

境界说是中国人生哲学的一大特色，这里所说的境界，是一种精神生活的方式，是中国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之极至的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天地。谈到境界，禅林青原惟信大师之三种山水悟境有精辟论述。《五灯会元》卷十七记载，惟信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息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他的话阐释了修禅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这是一种从不了解自然，到对自然的困惑再到完全了解自然的过程，我们对人生的认识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一阶段：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一个肯定的阶段，人们对世界一无所知，因此只能全盘接受当下的一切；第二阶段：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一个否定阶段，人们学会了怀疑，有了主见，对旧世界于是有了一种否定与超越。第三阶段，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哲学上可称之为“否定之否定”。在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人对自己的一种超越。当人以智性对接世界观察万物，万物也会回到本原。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是他哲学思想中最为珍贵的一个部分。“……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论人生中的境界》），这四种境界是人与周围各方面可能有的四种关系或四种境界。

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习”的，也就是顺从自然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或遵守自己已有的习惯；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做事情都有他们所确切了解的目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其行为所及的对象，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会公益。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他不仅认识到社会的全，还进而认识到天地之全，因而，做人，不但应对社会有贡献，也应对天地有贡献。他的所作所为，不求名，不为利，也不求闻达与回报，而在知天和尽性。他这样做，已经不属于一般的仁义，而是如道家所说，以自然行事，也就相当于大仁大义。

“天地境界”就是人和天地的关系，亦即哲学境界，是一种自觉有超社会、为天地立心的意义，这是一种最高、最完善的境界，是冯友兰先生伦理思想的集中表现的境界说，也是他整个新理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和最终归宿。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占据主导，人类被看作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切事物的评判者。这种思潮到了近代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解读“天地境界”尤为重要。人类有责任维护环境生态的完整性，人类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在分享地球有限资源的同时关心其它人和生物。“天地境界”就是讲人要有自觉，在地球上只有人类才具有理解世界、超越自我的能力，有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类境界的试金石，如果人类不只看到了自己的利益，也看到了天地的利益，那就超越了狭隘的人生境界，进入了“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的用处，不在于增加实际的知识和才能，而是使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使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进而体现出一种人格、胸襟和气象，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也就是他经常强调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要实现高远宏大的境界和理想离不开具体的为人处世之道，二者的互相结合是人与自我

和谐相处的重要保证。

四、善待自我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正反对立面往往是互相依存的。人生有得必有失，有顺必有逆，有胜必有败，有进必有退，有荣必有辱。人生道路上并没有铺满鲜花、洒满阳光，而是时时有风雨泥泞，处处有丛林荆棘，正如辛弃疾词云“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送人》），人生常会遇到困难、挫折和逆境。遇到顺境是每个人所期待的，遇到逆境则常常是无法避免的，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顺境和逆境。命运、机遇往往是不可刻意追求的，自解得失，善处顺逆，就成为处理好人与自我关系的关键。人要善处顺逆，就要能“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能提得起，放得下，能知足常乐，安心为本。

1、用舍由时，进退两宽

苏轼词云“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转引自《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苏轼一生坎坷，特别是中年以后，越贬越远，越贬越低，但在对待人生顺逆上，他却是中国文人当中一个特殊的例子。上面这句词体现了苏轼的人生态度，他圆满地融合了儒家、道家和禅宗，入则奉儒，奋力进取，忧国忧民，出则道禅，洒脱一身，诗酒度日，形成了“不为外物之得失荣辱所累的超旷精神”。他一生忧患，历尽坎坷，但他没有像弱者那样，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像隐者那样，归隐江湖，从此不再过问世事；而是以老庄佛禅的处世哲学为精神武器，超然自得，随遇而安，用精神上的乐观来消解环境的险恶、物质生活的困乏。

孟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所回答的是两个问题：“内圣”和“外王”。所谓“内圣”就是改造自我，使自己更美好，所谓“外王”就是改造世界，使世界更美好。儒家强调在内圣基础之上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儒者或儒士必须兼备“内圣”与“外王”的品格，仅有“内圣”不过是“隐”，仅有“外王”不过是官，既有“内圣”又有“外王”才能称为“士”。因此，儒家人格理想不仅是个体善的修炼，更重要的是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是济世救民。儒者对国事民瘼有真诚的关怀，努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建功立业，即使遭到贬谪也以深沉的忧患系念天下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兴亡。另一方面，儒家也有其超越精神，穷居陋巷，自得其乐，安贫乐道。孟子讲“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表现了儒者的情怀。

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这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然而实际上，成功的机会少，失望的时候多，于是便出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人生的最高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达观的态度相互结合补充，几千年来影响始终不衰。

2、提得起，放得下

“放下”是禅宗里最常用的一个词。禅宗有则故事：当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位婆罗门贵族来看望他。婆罗门双手各捧一个花瓶，准备献给佛陀作礼物。佛陀对婆罗门说：“放下。”婆罗门就放下左手的花瓶。佛陀又说：“放下。”于是婆罗门又放下右手的花瓶。然而，佛陀仍旧对他说：“放下。”婆罗门茫然不解：“尊敬的佛陀，我已经两手空空，你还要我放下什么？”佛陀说：“你虽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内心并没有彻底的放下执着。只有当你放下对自我感观思虑的执着、放下对外在享受的执着，你才能够从生死的轮回之中解脱出来。”人生在世，有太多的放不下。如果我们都像佛陀指示的那样能够放下，便不失为一条幸福解脱之道。

有人将人分为三种：提不起、放不下；提得起、放不下；提得起、放得下，第三种人是真正可担负大责任，心地坦然；提不起、放不下：芸芸众生中最多此类的人。没有担当，不愿负责，贪求享乐，却又放不下名利的追逐。提得起、放不下：此种人有担当、有进取、有能力。可是，一旦要他将到手的名位及权势放下时，却又舍不得。其实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绝不可能一直是平步青云、年年高升；有时也如登山，沿途是崎岖不平，有起也有伏。因此，只能升而不能降的人，终将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而痛苦不堪。提得起、放得下：此种人有担当、有能力，可负大责任，心地坦然。由于大众及现实环境的需要，随时可出马；当大环境的情势改变时，随时可以放下，毫不眷恋，且更有宽广的胸襟，随时迎接另一个阶段的新发展。

做人处世，在用世时要“提起”，在不用世时要“放下”。人生要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有能无、能高能低，对任何事情，成功也好，失败也罢，辉煌也好，跌倒也罢，都应有个良好的心态，有个理性的、超凡脱俗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提得起，放得下”，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学会“放得下”，能够“放得下”，这才是境界的升华。

3、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思想是中和之境在生活层面上的展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尊奉的一个重要原则，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内在人格的象征。当人生理想与现实困境发生矛盾时，知足常乐会起到说明、解释、鼓励、安慰和调剂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生问题上有两种对待：对仁、义、礼、智、信等生存问题的高要求和对名利、得失、贫富等生活问题的低要求，而知足常乐就是这种低要求的具体体现。《申鉴"杂言下》说：“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下，故知足”，道德向上看齐，所以知耻；利欲向下看齐，所以知足。

生活的问题不外乎两个问题：一是名，一是利。有则故事讲：一天，宋朝徽宗皇帝出游来到长江畔的金山寺，他登上金山寺高处的一座阁楼，极目远眺江中来往如织的船只，问住持黄伯禅师：“来往的船只那么多，究竟有多少只呢？”黄伯禅师回答说：“只有两只。”徽宗不解其意，禅师就进一步解释说：“一种是寻名，一种是养利。” 徽宗顿时恍然大悟，来来往往的船只虽多，数不清楚，但追根究底，离不开追求功名和利禄两种目的。这有如《汉书"食货志》讲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名利二舟”充分体现出了禅师对世情透彻的参详。人的一生可以说与名、利这两个东西难舍难分，离开了名，人的精神需要便得不到满足，离开了利，人的物质需求便得不到满足。得不到满足，人就会不死心，就会痛苦。然而仅仅在这两方面寻求满足，则难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因为它只是一时一己的人生私欲，脱不开一个“我”字，而要达到一个高度的道德修养就必须超越这个“我”。

名与利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字：欲。名望欲。物质欲，还有由这两种欲望衍生出来的权利欲，金钱欲和色欲等，这些欲望的满足是无止境的。名缰利锁，欲海权山，人皆知其害，却一叶障目，慧窍闭塞。如何应对呢？那就是“知足”。老子讲“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第四十四章）孟子讲：“养心莫善于寡欲”。欲望少了，人就不会为外物所纠缠，身体就会轻松愉快，心灵才能得到滋养。平常心最难，面对种种诱惑不为所动，需要真定力，练就一颗八风吹不动、守拙守朴的平常心，情怀淡淡，用一个“淡”字观照世间千情百态，才能懂得动静相宜、取舍有法的道理。

当然，知足仅仅是一种智慧或精神上的东西，无论知足还是不知足，都不能改变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所以由“知足”带来的“常乐”就不是现实上的，而是一种在精神上的对名与利的超越。知足不是目的，自我修养或道德实践才是最终的目标。

4、安心为本

“安心”是个大智慧、大问题。禅宗二祖慧可，少为儒生时，博览群书，通达老庄易学。出家以后，精研三藏内典。年约四十岁时，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即断臂求师。《祖堂集》中记载，慧可问达摩祖师：请佛心印的法门，可以说给我听吗？达摩说：诸佛心法，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他听了又问道：我心不得安宁，请大师为我说安心法门。达摩便说：你把心找出来，我便为你安心。慧可听了这话，当时便愣住了，良久，方说：找了半天心，连个影子也找不到。达摩开导他说：如能找到了，那就不是你的心了！我已经帮你安好心啦，你看到了吗？慧可恍然大悟。[1]慧可向达摩求法，其实就是为了“安心”，见师傅把自己截了回来，便把问题的实质托了出来。佛教禅宗一派传入中国，与老庄合理核心相结合，发挥了“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禅，表现出很高的人生智慧。禅语有言“平常心是道”，主张凡事持平常心，不过分追求、过分祈盼、过分喜怒哀乐，顺其自然，但求心安。如此一来，繁杂的人生问题，就变得比较简单明了。

唐代诗人白居易说，“心泰自身安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重题》）“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不重具在，但求心安，实在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哲学境界。白居易深知“居大不易”，于是便提出了解决人生旅途困苦寂寞的方法。他认为真正的根其实在心中。人最根本的需要，是心灵归宿，是精神家园，内心的家园往往比物质的家园更重要，抽象的家园比具体的家园更重要。心安是一种感觉，一种与充满惆怅忧郁不同的感觉，它以顺乎大道、无欲无为为核心，重视内心的宁静与平衡。

苏轼有词：“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岭南荒远偏僻，生活艰苦，但是有了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心情，就可以把它当作家乡。苏轼一生历经坎坷、受尽磨难，但他却能超然物外、旷达乐观，得益于他怡养身心的处世方法、平和宁静的安心之道。在他看来，一个人生命历程的长短、生命力旺盛与否，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本人先天素质的好坏、生理机能的强弱，但更重要的是“安心”处世，就是以恬淡平宁的态度对待生活，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和心境上的安宁。禅宗的“安心”、白居易的“心安”与苏东坡的“安心”有异曲同工之妙。

《吕氏春秋"季春纪》讲，“喜之以验其守”，“怒之以验其节”，“哀之以验其人”，“乐之以验其僻”。人在高兴时，容易得意忘形，因此要有操守之功。人在发怒时，情绪难以控制，因此要怒而不失节度。人在消沉时，容易自暴自弃，因此要脱俗嫉世，坦然面对。人在快乐时，容易乐而忘忧，因此要有节制。喜怒哀乐，讲究心性修养，其核心是安心，要做到处变不乱，荣辱不惊。

在任何环境中，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心态。良好的心态有利于正确对待客观事物，对健康也是有益；不良的心态对健康有害，甚至导致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完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例只有9.5％。有专家保守估计，目前中国大约有2600万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其实每个人都有抑郁情绪，不及时调节就会患抑郁症，预防的主要办法就是要缓解压力，及时调整心理上的不平衡，消除和“转化”不良心理，具体就是要能够知足常乐、达观超脱、宣泄疏导、排遣自娱。

总之，无论就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而言，还是就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言，抑或就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而言，人类在21世纪应更加需要借助与光大优秀的中华精神。我们理当拿出自信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生存体验与生活睿智中寻找瑰宝，寻找生命力，为当下的生存、现实的关怀、生命的定位、处世的方法、价值的实现、精神的寄托、理想的达成，发挥其价值。

宋代大儒张载有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仁者气象”和“天地情怀”。今天我们继承中华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要实现这一伟大理想。“为天地立心”，就是要重建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培养尊重自然内在价值，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生民立命”，就是要调整人类的价值观，改变人类有物质而无幸福的生活品质，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真正的幸福；“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们所倡导的中华精神，并立足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水平进一步发展、深化，使之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发扬光大中华精神，通过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建设和谐世界，使人类永久性摆脱生态危机、人文危机、精神危机，实现人类真正的和谐共处、永久和平。

注释：

[1] 《祖堂集》卷二：（神光）则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师前。师语神光云：“诸佛菩萨求法，不以身为身，不以命为命，汝虽断臂求法，亦可在。”遂改神光名为惠可。又问：“请和尚安心。”师曰：“将心来，与汝安心。”进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觅得岂是汝心？与汝心安竟。”达摩语惠可曰：“为汝安心竟，汝今见不？”惠可言下大悟。惠可白和尚：“今日乃知，一切诸法，本来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远，是故菩提不动念而至萨般若海，不动念而等涅槃岸。”师云：“如是，如是。”惠可进曰：“和尚此法有文字记录不？”达摩曰：“我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相关文章：论自然的报复和人的报复

　中华精神与和谐社会之一：前言

　中华精神与和谐社会之二：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华精神与和谐社会之三：人与人的关系

　他是谁？他在哪里？他在干什么？

　第四届软科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尚勇在第四届软科学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创新型国家与学习型组织

“横渠四句”对我们的现实人生有何指导意义

横渠四句对现实人生的指导意义

一、树立立志方向

横渠四句中的“为天地立心”强调了树立远大志向的重要性。在现实中，我们应该以此为启示，为自己的人生设定一个明确的方向，有一个崇高的目标追求。这样，我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时，才能有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动力源泉。

二、坚持道德操守

“为生民立命”告诉我们要关注人民的命运，强调社会责任感。在现实人生中，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关心社会，为他人着想。这不仅是个人的修养，更是对社会的贡献。在利益面前，我们要坚持道义，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社会正义贡献力量。

三、注重自我修养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横渠四句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它告诉我们自我修养是实现人生理想和社会责任的基础。我们应该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品德的修养，培养自己的宽容、善良、正直等品质，以更好地服务社会。

四、勇于担当与行动

横渠四句中的最后一句“继往圣绝学”强调了继承与创新的重要性。在现实人生中，我们不仅要学习前人的知识经验，还要勇于担当，积极行动。面对困难和挑战，我们要敢于面对，敢于创新，不断开拓进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横渠四句不仅是对古代圣贤思想的总结，更是对现代人生的重要指导。它告诉我们如何树立远大志向、坚持道德操守、注重自我修养以及勇于担当与行动。这些理念对于我们的人生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