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常之道：探寻不变之理的智慧精髓

有什么关于嵇康的具体小故事？

嵇康,字叔夜。“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善于音律。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隋炀帝曾把“九弄”作为科举取士的条件之一。其留下的“广陵绝响”的典故被后世传为佳话，《广陵散》更是成为我国十大古琴曲之一。他的《声无哀乐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琴赋》《养生论》等作品亦是千秋相传的名篇。

嵇康不喜为官，平时以打铁为乐（一说以此谋生）。大将军司马昭曾想聘他为自己的掾吏，嵇康坚守志向不愿出仕，离家躲避到河东。

司隶校尉钟会想结交嵇康,轻衣肥乘，率众而往。嵇康与向秀在树荫下锻铁，对于钟会不予理睬。等候很久也没有回音后，钟会准备离开。嵇康开口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结下仇隙。

景元二年，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由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任吏部侍郎，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位置。嵇康因此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自己的心志。

嵇康原本与东平吕巽吕安兄弟为友。吕安的妻子被其兄吕巽奸污，吕安原本准备休妻并起诉吕巽。吕巽请嵇康从中劝解，并发誓不会恶人先告状，于是嵇康劝说了吕安将这件事平息下来。但是之后吕巽害怕吕安翻悔，于是抢先告吕安不孝。嵇康义不负心，写信与吕巽绝交，并出面为吕安作证，因此也被收押。钟会劝司马昭乘此机会除掉嵇康。

晋墓壁画中的嵇康 嵇康入狱后，立刻激起舆论的不满，许多豪杰纷纷要求与嵇康一同入狱。经有司劝谕后，众人一时遣散，然而最后嵇康和吕安却被判处了死刑。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做老师。这些要求并没有被同意。

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如同平常一般。他顾看了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说完后，嵇康从容地就戳，时年四十。

嵇康通晓音律，尤其喜爱弹琴，著有音乐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他主张声音的本质是“和”，合于天地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嵇康作有《风入松》，相传《孤馆遇神》亦为嵇康所作。又作《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科举取士的条件之一。

嵇康擅长书法，工于草书，唐张彦远《书法会要》品为草书第二。又善丹青，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时有嵇康《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传世，可惜现在俱已失佚。

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他的诗今存50余首，以四言体为多，占一半以上。 嵇康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又别有15卷本，宋代原集散失，仅存10卷本。明代诸本卷数与宋本同，但篇数减少。明本常见的有汪士贤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二十名家集》中)，张溥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等等。

幽愤诗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緥。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忧肆妲。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痏。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咨予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顽疎。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寃。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嗈嗈鸣雁。奋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俦。事与愿违。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周慎。安亲保荣。世务纷纭。祗搅予情。安乐必诫。乃终利贞。煌煌灵芝。一生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惩难思复。心焉内疚。庶勖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此诗为嵇康入狱时作，当时嵇康并没有料到自己会有杀身之祸，所以在诗的结尾说，自己一旦脱离困境将远离尘世，“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但是嵇康得罪小人太多，特别是钟会，抓住这个机会，报复嵇康，力劝司马昭杀掉他。从此广陵散绝矣。

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

鸳鸯于飞。肃肃其羽。朝游高原。夕宿兰渚。邕邕和鸣。顾眄俦侣。俛仰慷慨。优游容与。

鸳鸯于飞。啸侣命俦。朝游高原。夕宿中洲。交颈振翼。容与清流。咀嚼兰蕙。俛仰优游。

泳彼长川。言息其浒。陟彼高冈。言刈其楚。嗟我征迈。独行踽踽。仰彼凯风。涕泣如雨。

泳彼长川。言息其沚。陟彼高冈。言刈其杞。嗟我独征。靡瞻靡恃。仰彼凯风。载坐载起。

穆穆惠风。扇彼轻尘。奕奕素波。转此游鳞。伊我之劳。有怀遐人。寤言永思。寔钟所亲。

所亲安在。舍我远迈。弃此荪芷。袭彼萧艾。虽曰幽深。岂无颠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寿。思欲登仙。以济不朽。缆辔踟蹰。仰顾我友。

我友焉之。隔兹山梁。谁谓河广。一苇可航。徒恨永离。逝彼路长。瞻仰弗及。徙倚彷徨。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盻生姿。

携我好仇。载我轻车。南凌长阜。北厉清渠。仰落惊鸿。俯引渊鱼。盘于游田。其乐只且。

凌高远盻。俯仰咨嗟。怨彼幽絷。室迩路遐。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姝颜。谁与发华。仰讯高云。俯托轻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

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习习谷风。吹我素琴。交交黄鸟。顾俦弄音。感悟驰情。思我所钦。心之忧矣。永啸长吟。

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羣飞。驾言出游。日夕忘归。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闲夜肃清。朗月照轩。微风动袿。组帐高褰。旨酒盈樽。莫与交欢。鸣琴在御。谁与鼓弹。仰慕同趣。其馨若兰。佳人不存。能不永叹。

乘风高逝。远登灵丘。托好松乔。携手俱游。朝发太华。夕宿神州。弹琴咏诗。聊以忘忧。

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与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暂见忽终。世故纷纭。弃之八戎。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

与山巨源绝交书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唐人书嵇康绝交书下议以吾自代，事虽未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嫩。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乃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雠，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驰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唐人书绝交书2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见直木，必不可以为轮；曲者，不可以为桷。盖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又有心闷疾，顷转增笃，私意自试，不能堪其所不乐，自卜己审，若道尽途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时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若以俗人皆喜荣华，独能离之，以此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淹而能不营，乃可贵耳。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涂，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

养生论

世或有谓神仙可以学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寿百二十，古今所同，过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两失其情。请试粗论之：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药求汗，或有弗获，而愧情一集，涣然流离；终朝未餐，则嚣然思食，而曾子衔哀，七日不饥；夜分而坐，则低迷思寝，内怀殷忧，则达旦不瞑；劲刷理鬓，醇醴发颜，仅乃得之，壮士之怒，赫然殊观，植发冲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夫为稼于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焦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而世常谓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轻而肆之，是犹不识一溉之益，而望嘉谷于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

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余斛，田种一也。至于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谓商无十倍之价，农无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变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鱼不养，常世所识也；虱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颈处险而瘿，齿居晋而黄。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气，蒸性染身，莫不相应。岂惟蒸之使重而无使轻，害之使暗而无使明，薰之使黄而无使坚，芬之使香而无使延哉？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谷是见，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

什么是道德的含义

道德是一种良好的选择习惯。实践的理性和思辨的理性不同，前者较为粗略，后者较为精密。思辨只有对错之分，没有中间状态，而实践的精髓正在于选择，并且中间状态就是最好的选择。

在中文中，道德是道和德的合成词，道是一种良好的选择，德是一种素养或习惯。二者合起来就构成它的定义，即一种良好的选择习惯，其中习惯是它的种，良好的选择是它的属差。道德属于伦理学范畴，其题材是人的活动或实践，其目的是人的幸福。

扩展资料：

道德的准则

既然道德是一种良好的选择习惯，像射箭一样有一个标靶，即人的幸福，所以也像射箭一样，需要在实践中根据感觉来调整和提高它的命中率。因此，说道德的准则是感觉当不为谬误。

有人说道德的准则是自由，而把自由又定义为既不压迫人，也不受人压迫。这话一半正确，一半不正确。因为相同人的幸福是相同的，不同人的幸福是不同的。对幸福一概而论，是智力不成熟的表现。

人的性格是有多样性的，有的人爱好思考，有的人爱好运动。即便同一个人，小时候和长大了的性格也有可能不同。因此，幸福和快乐也具有多样性。对待不同的人，幸福既然不可以一概而论，相应的道德也就不可以一概而论。

如果对象全都是自由人，那么既不压迫人，也不受人压迫诚然是一种道德，但是如果对象一方是自由人，一方是奴隶，那么道德就是一方压迫另外一方。不可以强求相同的人遵循不同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不同的人遵循相同的道德。

具体来说，不可以强求古人遵循今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小孩遵循成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女人遵循男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穷人遵循富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发展中国家遵循发达国家的道德。

这种说法反过来也是正确的，不可以强求今人遵循古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成人遵循小孩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男人遵循女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富人遵循穷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发达国家遵循发展中国家的道德。

百度百科-道德

李大钊的思想是什么?

李大钊的思想及其背景

一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

伟大思想产生之日，往往是社会危机深重之时。民国初年的中国，正处在地地道道的危机之中。被蔡元培称为“文艺复兴”的文学革命，无非是诞生在全民性危机时代的思想运动。其骨干主要是《新青年》杂志的***，他们的思想常常很贴近现实，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深刻地批判落后的社会。因此，正如Schwartz所说：中国知识分子与其说是从哲学意义上对其自身状况做真理的探讨，勿宁说是直接受现实问题逼迫使然①。在抽象思维方面，他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谓“近代思想”，都是以同传统旧思想决裂而作为其思维方法和理论思维前提的。这种思想的盲目发展，见于各种言论和政策中，但追根溯源，还可以发现一个主流，也只有在这个主流中，才能找到李大钊在文化革命思想史上的位置。

李大钊是文化革命当之无愧的***，也可以说是《新青年》执笔者中惟一有独特思想体系的人，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早传播者，中国***建党初期的中心人物。本文旨在探索李大钊何以能够完成时代所赋予的思想史的课题，成为开辟通往新时代道路的先驱。对此，绝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十月革命影响的结果。

任何一种思想，在其有限的自身中，都包含了带有普遍性倾向的因素。无论何时，面对现实的权宜之计，不一定必然地反映其思想实质。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实中寻找李大钊对不同历史事件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如何上升为抽象思维，还有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确切地说，我们要把李大钊的思想和行为，与他自身的变化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思想界各种思潮活跃。有人称之为“百花齐放”，有人则称之为迷乱中的摸索。其主要原因，从现象上看是西方思想潮水般的涌入。本来，近代西方思想是历史悠久、流派纷呈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却带着同样的时代印记一齐登场了，因而也产生了西方思想的异化。中国近代思想家们的全部志向几乎只有一点，即中国的近代化问题。那么，他们在清末以来缓步前进的近代思想史上，又留下了什么课题呢?

虽然凭来自外部的冲击可以颠覆旧社会，但中国近代的一大特点却是肩负建设新时代使命的阶级尚很弱小。鸦片战争以后，官僚封建主义的中国急速走向崩溃。中世纪停滞僵化的思想基础渐渐失去，代表新时代的资产阶级现在还只是与旧社会相对抗的成长中的阶级，还无力用自己的世界观向旧思想挑战。近代中国的思想界，也遇到了内部现代思维不很成熟的矛盾，在建立有自己特点的抽象思维之前接触了西方思想，并为我所用。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市场成为西方列强的角逐场。列强铁蹄蹂躏下的中国人，在贫困的重压下，也无暇进行抽象的理论探索。本来，中国知识分子从洋务派的政策中，萌发了实现中国富强的希望。然而他们憎恶传统的阻碍中国进步的旧政治，对建立西方化的新社会抱有强烈的希望。历宋、明、清三代，900多年的朱子思想传统，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对它进行批判，必定触及一切传统观念的根基，因此，必须从具体的现实问题入手，例如：康有为用公车上书的行动将自己的公羊学付诸实践。对正统思想的批判总是要借助于具体的政治问题。对中国追求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来说，在已有的传统上披上近代西方思想的外衣，是极其自然的。

但是伴随着他们的是又一次失望。回顾清末历史，最明显的现象是改革运动反复受挫。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军、惠州事件，1904年黄兴长沙起义，1908年安徽新军事件，以及1910年广东新军事件……全被清朝保守势力所扼杀。此后，知识分子被迫思考有关革命主体问题。实际上，上述一系列失败给予他们思想上的最大影响，是认识到了对改革主力军采取漠不关心的做法是错误的。梁启超在《新民说》(1902——1904)中发表了与改革现存制度相比，造就新一代民众更为重要的观点。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进入了辛亥之年。李大钊的政治活动也从这个时期开始了。

二 初期思想的发展

李大钊思想研究的最大难题，是李大钊初期怎样从唯心论转向马克思主义，或曰什么是两者结合的内部契机。马克思主义视唯心论为首要敌人，李大钊却自己实践唯心论；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自己的行动原理，而李大钊在此后论述过“阶级调和论”。以上种种，说明李大钊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显然存在着鲜明的差距。因此，要把李大钊置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之上，关键在于了解他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要研究他的思想，还要同时研究他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

李大钊思想体系，大约形成于1916——1918年间，即创作《青春》、《今》的时期，这是比较一致的看法。但在研究唯心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这两篇文章的性质。这两篇文章，贯穿了独特的思考，充满现实感，认真研究它，对正确认识李大钊思想形成的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1918年前李大钊的思想，大体可分为《言治》时代、留日时代和归国后三个时期。下面将分别考察这几个阶段中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脉络。

1．李大钊于1913年任北洋法政学会机关杂志《言治》的编辑部长。这时，正值辛亥革命失败后不久，从当时的政论(如《言治》、《独立周报》等)来看，大体上都认为现实的丑恶是枝节问题，社会的本质还是好的，只是受某些人的操纵支配误入了歧途而已。这种回避彻底否定社会的看法虽很通行，但现实的发展却很快。1913年，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专制统治更加强化。人们被迫重新思考“革命”的问题。李大钊的思想也开始倾向于对社会进行本质的批判。憧憬着“民权”之光的李大钊当时感叹道：“于此时，每一闻‘民权’之语，如由衷之隐痛，不忍再听。然耳犹此耳，声犹此声，为何今日相遇竟是如此悲喜”(《论民权之旁落》)。与此同时，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败坏革命的元凶——军人(都督)和暴党(国民党)：

“一时棼棼攘攘，竟进以鼓荡政治恶潮者，不为武断蛮野之军人，则为豪横骄喧之暴党。政权争握，不归甲则必归乙，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而以政争之故，兵争或因之以起，民生益沦于涂炭。汗血编氓，大旱霓云之望，忽绝于风摧电掣之后，乃不得不瞠目咋舌……(同上)

这些辞句几乎集中表现了《言治》时期李大钊思想的全貌。从革命的绝望中转向攻击党人和都督，几乎贯穿了所有论文。而且，他又性急地发表了拥护袁世凯中央政府的言论。这种追求共和又拥护袁政府的矛盾从何而来呢?这还须首先理解他的“共和”观。极其奇怪的是，李大钊未能提出明确的“共和”、“民权”概念。他首先摒弃了“共和=小民的幸福”的图示式观念。共和既成，何以民生仍遭涂炭之苦?与“共和”相比。“民生”为第一要义的观点，贯穿于李大钊这一时期的言论中。在他看来，共和只是争取民生的手段。

当袁世凯政府的反动面目一旦显露之时，上面单纯的理论便破绽百出了。李大钊开始提出革命的“主体”问题。在此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是：此时李大钊还没有阶级观念和阶级立场。确实，他一贯坚持“小民”立场，但我们所说的阶级观，不是指人的社会身份而是社会的阶级构成而言，不是他所说的“小民”、“黔首”与统治阶级的对立。他虽也亲身反对二院制，但却以“中国没有欧美式的阶级”回避了阶级问题。这种缺少阶级观念的理论，就是以后将要论及的李大钊的“调和论”的基础。

以上是《言治》所反映的李大钊的思想概况。1913年底，李大钊满怀疑虑赴日本留学。他留学的目的，显然是在寻求对社会本质和革命主体的认识。

2．李大钊在其早期的哲学论文《风俗》中，论述了社会与个人，社会与精神等问题。他在那里提出了“群”的概念：

“盖群云者，不仅人体之集合，乃具同一思想者之总称”。这个“群”不等于“国家”；

“亡国而不亡其群，国虽亡而未亡，暂亡而终不亡”。

他所说的“群”是没有阶级性的民族，这个“群”的概念恐怕是受梁启超《说群十篇》的启发。梁启超认为“群”与“民众”同义，主张以群治代替独治，从而建立君主立宪制。但梁认为“亿兆京人之集合而为群”，哲学价值并不很高。李大钊将“群”上升到“社会存在”的高度，这点尤其值得注意。

那么，“群”与个人的关系如何呢?

群与己之关系，盖互为因果者也。有如何之人群，斯产如何之人物，更造如何之人物……平心论之，亡群之罪，不必全尸于助长之人群之自身，亦实有自作之业……

在此还须回顾一下李大钊在《言治》时期对国民基础的看法，这个问题也包括在“群”的概念之下：

时至今日……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昌学之责，匹夫而已。国一日未亡，责一日未卸，我尽我责，以求亡国之后，无憾而已。

由此可见，李大钊的哲学是以“群”为社会基础的、实践的哲学。

李大钊的“实践”究竟是什么内涵呢?“昌学之责”集中表现了他唯心论的性质和特点。他首先针对作为存在的“群”提出了作为精神的“风俗”概念：

(群)实积有暗示力与暗示于他人者之层级而结合者。结合之容愈扩，暗示之力愈强。群之分子，既先天后天受此力之范制，因此成共是之意志，郁之而为风俗，章之而为制度，相维相系以建其群之基。群其形也，风俗其神也。群其质也，风俗其力也。

离于人心则无风俗，离于风俗则无群。人心向道义，则风俗日跻于纯，人心向势力，则风俗日趋于敝……人心之所向，风俗之所由成也。人心死于势力，则群之所以亡也。故曰：“一群之人心死，则其群必亡”。

这篇论文充满了传统哲学语言而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术语。这种思维方法，无疑脱胎于道德的或规范先验化的中世纪思维方式。但若以此类比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或辩证法思想，则又颇感牵强。“群”最后成为超时代的“社会存在”，是一形而上学范畴，风俗的标准是由“道义”、“势力”来衡量的。因此说到“形”、“神”、“质”、“力”等等，常常是后者理所当然地被当作重点，即“离于人心则无风俗，离于风俗则无群”。

但这种“群”生风俗，“人心”又左右风俗的唯心论是需要注意的。从宇宙之理至高无上的唯心论出发，是不应忌讳人为的观念的，但李大钊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人为”的、所谓“实践观念论”。他的实践当然是指“风俗，攘政又未必使学正”，“好学知耻之士，以讲学明耻为天下倡，崇尚道义，砥砺廉节，播为风气”这种来自精神方面的东西。但在此，李大钊对实践的重视显然已超过了对观念的重视。

还应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普通绝望之中，李大钊却更执着地追求革命真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因绝望而急于摆脱政治，连陈独秀也在此时的《甲寅杂志》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李大钊说其中颇多“厌世之辞”，并针对陈文而作了《厌世心与自觉心》，其中鲜明表现了他准备投身革命实践的气魄：

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参以人为。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则赫胥黎之“创造进化论”尚矣。

这些思想，正是贯穿于《青春》、《今》中“于现在充实自我”的思想根源。

以上我们已围绕《青春》、《今》全面分析了李大钊思想的大略。贯穿其思想主流的，是与近代的科学的社会观毫不相干的唯心论，其转向社会实践的志向和支持这种志向的信念，是“国家尚未灭亡……”。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究竟学习了哪些东西呢?《风俗》一文显然没有吸收西方思维方式和辞句，只是在传统的思想范围内思考；但《厌世心与自觉心》已开始引用西方思想，可以看出此时李大钊在勤奋学习西方思想。但他的学习内容却不得而知。有人认为他此时受安部矶雄影响至深，有人认为他已经学习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有人认为是受了黑格尔哲学的强烈影响。其实，在缺少关键性史料的情况下，仅凭对《青春》、《今》的分析来判断李大钊思想的来源是很危险的。但说李大钊只受一种思想的影响也是错误的。如前所述，李大钊确曾有目的、有意识地将各种各样的外来思想纳入他的体系之中，在他的论文中，多处引用柏格森、格拉依鲁(音译)、巴以伦(音译)、米鲁(音译)、埃马逊(音译)等人的言论，这些斑驳的思想自然而然地统一起来，李大钊从这些热情的思想家那里汲取了化绝望为力量的勇气，这力量必将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对李大钊留日间的行动几乎无从可知。据贾芝《先烈李大钊的故事片断》(《中国青年》63期，1951，4．21)，在1915年21条签订之后，李大钊作为留日同学总会的干事曾发表《警告全国父老书》、《国耻纪念录》等。一旦他的思想从根本上服务于他的革命实践，思想与实践交流之窗拉开，他的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也是必然的了。

3．郭湛波认为，在李大钊哲学思想的发展中，《青春》和《今》已包含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它们所表现的思想，与“动的，矛盾的连贯的宇宙观”或“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唯物史观是完全相通的(《近三十年的中国思想史》)。全面分析李大钊的思想，我们不能全然接受这个说法。诚然，“刻刻流动”与辩证法之间确有相似之处，但用来类比马克思主义未免失于简单。

另一种在中国已成为公式化的见解是：以1918年为里程碑，李大钊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抛弃资产阶级立场，迅速成为社会主义宣传者。将思想深处180度的大转变归结为外来影响，是难于让人相信的。仔细分析《青春》、《今》，一定会发现李大钊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

《青春》是一种世界观。确实，《青春》是从宇宙的无限性和流动性这一认识论开始的。正如，“一成一毁天之道，一阴一阳易之道”所说，他的思路是以天道与人道合一为基础而倾斜于传统思想的。但我们已看到，他的思想又是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但他也并非将“宇宙”与“社会”做简单类比。

在《青春》和《今》中所表现的李大钊哲学思想，集中体现了他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如：何为社会，社会变革的主体如何行动，个人如何参予变革等，他把这些包括在“永远的今”这一概念之下。

“青春”是包含无限过去和未来的“大实在”——“今”的机能的表现，“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这就是创造未来的“回天再造之精神”。而且李大钊认为：是使民族兴旺的“青春”的民族，还是使民族衰老的“白首”民族，完全取决于青年的自觉程度。至今阻碍中国的“青春”的障碍是什么呢?是“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今》的结尾，他简明扼要地说出了他的思想：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印宇宙”之究竟。

综上所述，贯穿李大钊哲学的，是立足于中国现实的使命感。他不满并反抗中国社会的现状，将刷新和充实自我置于根本地位，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全部力量所在。李大钊哲学既不是“宇宙观”，也不是黑格尔哲学，更不是“生的哲学”。尽管他也采用过赫胥黎的创造进化学说，但最终还是从眼下的中国社会实践中汲取了有益成分。无论如何，全面看李大钊哲学，它带有一种可称之为“生的哲学”的色彩，这与其思想的本质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李大钊在对既往全部绝望以后，认为民众是惟一可信赖的基础。实践的方向就是“国民教育”，“改变风俗”等等，从这种辛亥年间的实际情况出发，他试图使自己的思想体系化，明显地带有观念性，带有“永远的今”这种“生的哲学”的印记。

如果说李大钊思想的基本性质是面向中国现实的认识和实践，那么一旦将其升华为抽象思维，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就会独立、自觉地发展下去。他提出的“今”的概念，包含了过去和未来的“大实在”，不仅有更新自我之力，而且常常意味着在更高阶段上有自我更新的能力。由这一认识导引出的世界历史课题，即“再生”问题：

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青春》)

李大钊把“回春再造”作为历史课题并正当俄国十月革命之际提出，并非偶然。对他来说，十月革命正是“新精神的诞生”。

4．与《青春》、《今》同时，李大钊还有其他一系列文章，他自称为“调和论”。调和论本是章士钊等政学派的主张，与他们长期接触的李大钊深受其影响。

调和论的特征是主张放弃主义，让新、旧势力在同一舞台上扮演竞争角色，期待社会自然而然进步的一种乐观主义，其根源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希望保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的心态。但1917年以来局势的发展，彻底粉碎了调和论的梦想，其内部化分为两派，一是章士钊的与军阀调和论，二是李大钊提倡的在中国确立民主主义说。如果通读《太平洋杂志》，就会了解后者在现实的严酷打击下，如何变调和而为直接唤起“国民”的全过程。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与章士钊告别，投入后者的怀抱。②

李大钊主张调和论的目的，无疑是不使用暴力实现社会的进步，在中国确立民主主义。在他看来，保守与进步这两种力量的并存，对世界进化来说是必要的，它批判用暴力扼杀新势力的专制政府，但同时又不赞成视旧为“恶”并给予彻底推翻的做法。

总之，我们不能要求此时的李大钊已经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勿宁说，他的适用于现实的哲学，表现为与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调和论。我们必须抛弃所谓李大钊哲学的发展必须通向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他之发现马克思主义，还须通过一媒介物，这个媒介物就是俄国十月革命。

三 与马克思主义相遇

1．《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但它们在李大钊思想发展中的价值自然是不同的。这两篇文章在中国革命史上作为光辉的历史文献，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的传播，是191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但若系统地看待李大钊的思想发展，就会发现，他把握俄国十月革命的基调，他的“回春再造”的哲学，他对现实问题的立场等等，都还是民主主义的，如：

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和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和平，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

(《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将布尔什维的胜利，看作世界变革的潮流，它不外乎是一场扫除腐败的“历史残余物”的“积尘重压”而获得再生的实践。面对这种新潮，他呼吁群众“创造新纪元是非常困难的，恐惧不行，逃避也不行”。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坚决反对把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决定论，他认为《***宣言》“对全世界劳动阶级大声疾呼，只有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是一大功绩。如前文所说，李大钊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变革的理论”提出来的，变革是必然的，但不是自然的。中国的变革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进行，首先还要让变革的主体即所有国民，自觉地坚强起来。

如上所述，李大钊思想的主调，是重视变革社会的实践及变革的主体。马克思主义被有机地吸收进他的哲学体系，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说都不具备科学的社会观的李大钊，从马克思那里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他所缺乏的经济理论。

给李大钊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的理论如“宇宙进化大道，乃天行健自强不息之一长流，在此只能前进，不许反顾”是从“永远流转的实在”推理而来。正如王毓铨在《中国近代思想的最初的辩证法研究》中所评价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与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尚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同时李大钊认为人民群众有力量创造历史，并对人民参予历史的创造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引进自己哲学的尝试。

令人为难的是，我们既已认定李大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他又是中国***当之无愧的领导者，给中国革命以极大影响，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呢?为解答这一疑问，我们还须回到他所生长的中国的现实中去，因为这与他的思想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内在关系。

2．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大熔炉。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投身其中，其意义异乎寻常。过去，贯穿于《新青年》的基调是“德先生”、“赛先生”的启蒙主义，这当然是中国近代思想成长的必经阶段。但在中国现实还不允许受理性支配的时候，合理主义的历史生命也就此终结了。21条和凡尔赛议和会议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已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西方列强要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认识已深入人心。在此时，用以西方为典范的“民主”与“科学”之外的理论，确实更能抓住民众。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无法靠理性来解决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宣告了所谓“文化革命期”的结束。这场争论后，胡适创办《努力周刊》，主张建立由理性支配的“好人政府”，急速地失去了现实意义。一种理论能否拥有民众，并不意味民众是否完全理解了这种理论，而决定于它所产生的实效能否与大众产生共鸣，并有益于群众的斗争。这正是五四后中国思想界所面临的课题。摸索这个“实践的结论”，是李大钊迈出的关键的一步。尽管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完全的，但他思想的强烈的实践性，正是与上述中国的课题相呼应的。纵观李大钊几经变动的全部思想过程，就会发现“变革中国”是贯穿其中的主线。李大钊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金科玉律，他把实践和现实提高到了更重要的地位。鲁迅评价他为“革命史上的伟大纪念碑”，无疑是很恰当的。

李大钊建党后的论文，我们现已无从看到。但他后半生专心致力于献身革命事业，这是远比其思想更丰富的活动。李大钊正是其不断发展的思想的实践者。

在我所能读到的李大钊的最后一篇论文《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中，他这样描述新社会的诞生：

在纵的组织中，被压服在下级地位的个性，都为自居于上级地位者所束缚、践踏、屈抑、凌虐，下级的个性完全供上级的牺牲。有了横的组织以后，下级的个性才能依互助的精神，团成一大势力，以反抗纵的组织中的有力阶级，回复他们个性的权威……在此一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

在目前的中国所建立的新的人际关系，已经实现了李大钊的预言。

结束语

以上是我通读《李大钊文集》后，就所得印象而写的论文。既然是印象，就难免带有局限性，姑称作“试论”而已。

但在当今中国，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惟一的变革理论的做法很盛行，另外，说李大钊介绍社会主义=抛弃资产阶级思想，参加反“21条”运动后就已在日本学习了社会主义等等，都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应予以否定。

注：

①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cmel the Rise of Mao.

② 《僻伪调和》中记述了李大钊与缓进派毅然决裂，并对缓进派提出由衷劝告而没有被接受的事实。《李大钊研究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