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历史悲剧：慰安妇身份背后的真相

周粉英的事迹

91岁高龄公开慰安妇身份

姜伟勋的母亲周粉英公开“慰安妇”身份，还得从4年前说起。 　“今天报上登了，南京惟一的一个‘慰安妇’活证人去世了，真可惜！”2007年4月26日上午9时许，如皋市白蒲镇邮递员将一份当日的《扬子晚报》递到姜伟勋手中时说。 　　“勋儿，哪个人去世啦？”坐在家门口的周粉英追问儿子。周粉英已91岁高龄，花白的头发扎成一束，因双目失明，且体内有“隐隐作痛”等毛病，老人步伐细碎，但听力好，记忆力强，思路清晰，说话有条有理。周粉英一家四代5口人，她随儿子、孙子、孙媳、曾孙女一起生活。周粉英一家人勤劳朴实，与邻里和睦相处，一直过着清贫俭朴的日子。姜伟勋迅速翻开报纸，一篇题为《“慰安妇”活证人雷桂英去世》的报道映入眼帘。“妈，是南京一个叫雷桂英的‘慰安妇’走了，她生前控诉日军暴行，赢得社会尊重与支持。”姜伟勋干净利落地答道。姜伟勋，时年66岁，20多年前他在一场事故中失去左眼（后装了只假眼球），他对母亲百般孝顺，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 　　“快，快说给妈听听!”周粉英仰面朝天，紧闭双眼，显出迫不及待的样子。周粉英吃了一辈子苦，前夫牺牲数年后与后夫结婚，直到28岁才生下独子姜伟勋。姜伟勋的父亲死得早，是坚强的寡母将他抚养成人。姜伟勋手捧报纸，逐字逐句念起来： 　　“南京惟一的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慰安妇’的受害者雷桂英，在突发脑溢血入院3天后，昨天下午3点12分在江苏省中医院去世，终年79岁……‘慰安妇’活着的越来越少，雷桂英本身就是一个控诉日军暴行的铁证。雷桂英能够面对屈辱过去而站起来指证日军暴行的勇气，在全社会范围内赢得了尊重与支持……雷桂英的去世也意味着南京惟一的‘慰安妇’活证人的消逝，有消息表明南京及其他地区目前仍然有一些当年有‘慰安妇’经历的老人健在，但她们在接受专家调查时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雷桂英生前勇敢站出来作证的行为，也构成中日两国面对历史，以史为鉴的一部分……” 　　听着听着，周粉英两潭濒临枯竭的“泉眼”里流下浑浊的泪，她嘴角颤抖，鼻子抽搐，竟失态地哭起来。 　　“妈，你怎么了？”姜伟勋摸不着头脑，连忙将母亲背到床边，并倒来一碗水。约半小时后，母亲稍稍平静下来，她涨红着脸说道：“勋儿，你妈也是‘慰安妇’呀……” 　　“您是‘慰安妇’？”姜伟勋先是一愣，但很快控制住情绪，不停地安慰母亲：“妈，您受苦了，这不是您的错，那是鬼子做的畜牲事……”说话间，母子俩抱头大哭。 　　“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对中国劳工和‘慰安妇’两起诉讼案进行终审判决。在这两起诉讼案中，中国籍原告和受害者家属198人，他们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约19亿日元（1美元约合118日元）。对两起诉讼案，东京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的一、二审判决均以证据不足驳回了原告中方的诉求。日本最高法院仍裁定原告中方败诉。”4月29日，周粉英从农村有线广播中听到这则消息后，将拐杖敲得“咚咚”响：“勋儿，我是‘慰安妇’活证人，你背我去作证！” 　　“妈，我们全家支持你！”姜伟勋对母亲的义举敬佩不已。5月上旬，他受母亲之托，相继向如皋市司法局、如皋市妇联、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公开了母亲的“慰安妇”身份，并希望有关专家前来调查核实，并提供法律帮助。 　　“烈属周粉英是‘慰安妇’！”此消息像长了翅膀一下子传遍了全村。平静下来的乡亲们说，周老太的不幸令人同情，她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泣血一页的受害者和见证者，老人敢于直面过去，揭露真相的勇气令人敬佩，我们支持她！

保全历史

周粉英勇敢地公开“慰安妇”身份的爆炸性消息如同闪电般划过历史的天空，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周粉英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普遍赞扬。不少网友对周粉英的举动纷纷发表评论，阐述自己的观点―― 　　――我为老人的勇气所感动，为中国所遭受的苦难感到痛心，对日本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感到愤怒。 　　――向周粉英老人及其家人的勇气致敬！我们需要保留更多珍贵的史料，向世界驳斥日本右翼分子的无耻。 　　――我鼻子酸酸的，鞠躬，向伟大的中国母亲周粉英老人致敬！我能为老人做点什么吗？有没有地方捐款？我愿为拯救伟大的母亲尽一份力。 　　――这是我们民族和国家永远不应忘记的耻辱！记得这耻辱，不光记得是谁给的，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会遭受，因为我们曾经是弱者！只有强者，才能永远站立着，骄傲地站立着。 　　――向伟大的中国女性、伟大勇敢的中国母亲致敬。建设我们的祖国，强大我们的国家，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2007年5月8日下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在赶赴周粉英家中调查核实后表示，日军曾在白蒲镇设立“慰安所”铁证如山，周粉英是一个“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铁证不容否认。他对老人勇敢地站出来揭露那段历史表示无比钦佩。他嘱托周家人，一定要好好照顾老人的晚年生活，老人成了雷桂英去世后江苏公开“慰安妇”身份的惟一活证人，他对周粉英老人肃然起敬。他说：“周粉英的存在保全了一段历史，对后人留下了活教材，同时对否认历史的日本右翼分子更是一个响亮有力的回击。”随同孙宅巍一起前来考察认证的南京民间抗战史料陈列馆馆长吴先斌拿出他收藏的一枚日军当年遗留的避孕套，问周粉英老人是否见过。经触摸后，周粉英肯定地说：“当年也是用的这个，每次被欺辱时都要用。”吴先斌说：“周大娘‘慰安妇’身份已被确认，日军当年对她的暴行毋庸置疑。”吴先斌同时指出，当时日军内部对士兵到“慰安所”发泄兽欲有详细规定，其中一项就是必须使用避孕套，以防传染性病。如有人不用，被发现后会遭到相当严厉的处罚。

5月9日上午，江苏南通某医院派专车将周粉英老人接至医院全面检查。该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万宜新深为周粉英老人的勇敢所感动，对老人站出来公开身份、指证日军暴行的行为钦佩不已。他认为这样的活证人应该好好保护，所患病应该好好得到治疗。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鸣鸣全程陪同老人辗转各科室检查。专家确诊，周粉英双目已无复明希望；盆腔内长有包子般大的一块肿瘤，肿瘤压迫膀胱，导致老人常年肚子涨，小便困难，所幸肿瘤为良性；此外老人还有较为严重的阴道炎，常使老人下身有“隐隐作痛”之感。医院已为老人制定了一个较为详尽的治疗方案。 　　5月10日下午，周粉英家中来了一群从省城赶来的客人。他们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员一行。朱馆长在向周粉英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的同时，还破例向周粉英颁发了原本只面向南京市民发放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周粉英也因此成为“第一例”外地幸存者，接受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的终身援助。朱馆长握着周粉英老人的手说：“老大妈，省领导非常关心你，全省历史学界反响很大，您很了不起！您获得这本证书，今后每月能得到一定数额的援助金，今后的医疗费用，协会也会给予援助。” 　　5月11日，依据周粉英老人的申请，如皋市公证处公证员钱军华、朱华，拍摄人员蔡家华，《扬子晚报》社记者缪礼延一行4人来到周粉英家中，对周粉英“慰安妇”身份及她对侵华日军在江苏省如皋市白蒲镇设立“慰安所”的陈述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员制作了《公证书》、《谈话笔录》，进行了全程录像，并制作了两碟光盘。周粉英在确认《谈话笔录》无误后，郑重地摁上了指印。 　　周粉英的不幸牵动着人们的心，短短几个月，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爱的暖流滋润着她的心田。吉林省文联、如皋市司法局、如皋市妇联、如皋市白蒲镇红十字会、如皋市白蒲镇蒲西小学在向老人捐款的同时，对老人的义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8月中旬，当姜伟勋收到北京市一位署名为杨丽华的女士汇来的200元钱时，他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是的，一个生在祖国首都的北京人，能把自己挣来的辛苦钱汇给数千里之外的普通农民家庭，怎么能叫他不激动呢？他当即抓起一支秃笔，写了一份歪歪斜斜的回信，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谢谢！谢谢！谢谢所有关心我们的好心人。祝好心人一生平安！我会照顾好母亲的！”

艰难取证

社会各界的关心呵护，让周粉英老人得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安慰，然而日军带给她的肉体伤害和心灵创伤是永远抹不去的。“鬼子糟蹋我，就这样算了？还有没有个论理的地方？最起码要向我赔礼道歉呀！”2007年5月下旬的那几天，周粉英老是唠叨着这个话题。母亲的不幸刺痛了姜伟勋的心，那段时间，他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经去如皋市司法局咨询，姜伟勋得知，按照《国际法》惯用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可以收集相关证据，委托律师状告日本政府，要求侵略者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一个闷热的夜晚，姜伟勋陪着母亲在自家门前纳凉，母子俩窃窃私语。 　　“勋儿，话是说出去了，以后咋办哩？”母亲试探着问儿子。 　　“妈，你还不知道儿子的脾气，宁断不弯呀！”姜伟勋答。 　　“有种，算我没白养你，那就去告鬼子呀！”周粉英显得有点激动。 　　“妈，我支持你！”姜伟勋攥着母亲的手说，“只要你能挺住，我背你去取证，背你上法庭！” 　　6月12日一大早，姜伟勋将母亲背上一辆租来的人力三轮车，母子俩走上了艰难的取证之路。“勋儿，先去镇上，找找当年的‘中兴旅社’，那是鬼子作恶的地方呀！”在母亲的指点下，他们先来到了白蒲镇。当年曾去过“慰安所”、已79岁的程老骞老汉，住在蒲西村31组。在他的带领下，姜伟勋背起母亲走过狭窄的老街，在一处青砖院墙旁停下来。程老汉指着门牌为“史家巷1号”的住户说：“这个地方就是原来的‘中兴旅社’，当年日本人就在这里设的‘慰安所’，后来拆掉了建成了现在的房子。”得知周粉英母子寻找“慰安所”旧址，居住在附近87岁的徐家珍老太作证：“日军闯入白蒲时，我刚满17岁。我家紧靠‘慰安所’，父母将我藏在家中，我不敢迈出门槛半步，才幸免没被鬼子发现。”邓成湾老人回忆：当年日军横行白蒲时，他还年幼，受鬼子胁迫，他曾和家人将稻草送到“慰安所”，供鬼子烧饭取暖用。他看见“慰安所”有十来间房子，每间房子都有一张大木床……姜伟勋一一记下证人证言，并请证人在证言上摁上手印。 　　母亲被日军抓去时，当地或许有人看见，也许还有目击人健在，能找到这份证人证言材料至关重要。姜伟勋与母亲商量后，决定在当地寻找当时的现场目击者。然而，事过境迁，人海茫茫，取证极为困难。“妈，上车，总会有希望的！”姜伟勋将母亲背上车，车子颠簸在羊肠小道上。母子俩在白蒲镇大街小巷奔波10多天，还是杳无音信。正当母子俩一筹莫展时，有一天，姜伟勋瞥见一位出售豆制品的农民蹬着三轮车，身背小型扩音喇叭沿街叫卖，吸引了不少人。他灵机一动，不妨试一试。接下来的日子，他载着母亲，背着扩音喇叭上路了。喇叭里一次次播放着“寻找69年前日军抓捕‘慰安妇’目击者”的寻人启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母子俩很快在白蒲镇附近找到了82岁的严锦春老人。 　　严老说：“我原来是周大姐的邻居，当年，我亲眼看见鬼子抓走了周大姐和她的小姑子……”于是由严锦春老人口述，姜伟勋又整理了一份现场目击人的证人证言材料。

7月2日，姜伟勋背着母亲来到如皋市党史办公室取证。当党史办党史科科长、民史学者李亚平目睹姜伟勋背着母亲跨过石阶走进大院时，连忙迎上前去，将老人搀进办公室。李亚平查阅史志后证实“如皋沦陷的时间是1938年3月19日，日军当时有支驻军盘踞在白蒲镇，而周粉英老人回忆她当时和小姑被抓去作‘慰安妇’的时间是1938年3月23日，两者是吻合的。”此外，李亚平还向他们提供了当年日军在白蒲镇设立“慰安所”的部分证据材料。母子俩连连致谢。

2007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周粉英与广西桂林的一位同样有着“慰安妇”经历的韦绍兰老人被新闻媒体用专车接到南京。那天，南京下着中雨，汽车奔驰在通往汤山的路上，下车后，姜伟勋背着母亲，韦绍兰在儿子的搀扶下趟过积满水的山路，走上十几级台阶，将一束鲜花摆放在去世不久的“慰安妇”雷桂英墓前。两位老人携手立愿：“妹妹，安息吧，你的愿望我们接着去做！”姜伟勋哽咽着请九泉之下的雷妈妈放心：“让日本人向受害者道歉，讨公道的斗争永不会停息。”在南京，姜伟勋与母亲详细询问了韦绍兰当年的受害情况，当韦绍兰含泪倾诉自己被拍裸体照、摘阴毛、强迫口淫等细节与周粉英的遭遇基本一致时，姜伟勋快速按下录音键，取得了这份难得的佐证材料。

7月7日同一天，上海的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又多了一幅《前赴后继》油画。画面上，周粉英老人坐在椅子上，仰面朝天，一脸悲怆，两手紧紧地抱着逝去的雷桂英遗像。画的右侧是两行小字：“四月尾南京‘慰安妇’惟一活证人雷桂英病逝，受此感动，如皋九旬老人周粉英勇敢地站起来……”等字。资料馆负责人介绍，这是著名油画家刘大鸿的作品，很有意义。　　2007年12月，吉林省著名作家曹保明依据周粉英口述而撰写的《慰安妇考察手记》一书，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10万字，配图片77张。周粉英的血泪控诉，震撼人心，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令人发指。此书成为记录日军侵华史的警示性的难得读本。 　　周粉英母子历时1年多，四处奔波，历尽艰辛，收集了数十份证据材料，并且众多证据材料已形成严密的证据锁链。2008年6月上旬，周粉英母子向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出申请：一、委托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法律顾问朱妙春主任律师接手周粉英的日本索赔诉讼；二、从法律意义上授权周粉英后人今后可以代表老人进行申诉的权利；三、日本法院开庭时，受周粉英委托，姜伟勋可以到庭作证；四、向受委托律师递交相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及证据保全材料。岂料，两个月后，周粉英因一场重病不幸离开了人间。弥留之际，她拉住姜伟勋的手说：“我走了，你要为我讨个说法，我死才瞑目呀。”姜伟勋哭得死去活来，他不住地点头：“娘，你安心走吧，儿子会为你讨回公道的！”接下来的日子，姜伟勋四处奔波，又收集充实了不少证据材料…… 　　2011年春节刚过，姜伟勋收到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来信。苏教授表示，近期他将随律师赶赴姜伟勋家中办理相关手续后即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那段历史是黑暗而痛苦的，这说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教训。现在整个中国如果有更多的有过‘慰安妇’屈辱过去的妇女站起来，揭露那段屈辱历史，还怕日本人否认历史吗？”结束采访时，姜伟勋悲愤难抑：“国耻家恨，此恨难消，此辱难平，为讨说法，为告慰天堂母亲，我将义无反顾随律师走上东京法庭…

常抚摸亡夫的“烈士证” 在家中去世

因为遭受日军的凌辱，周粉英留下了肚子胀的病根——时常要小便，但一蹲几个小时就是尿不出来，一辈子遭受着病痛的折磨。每天天亮，家里人起床要上厕所时，老人多半就已经呆在了厕所里。南通瑞慈医院通过本报报道得知老人病痛后，立即将周粉英老人接至医院，为其进行了全面检查。医生在老人的盆腔内，发现一个包子般大小的肿瘤，盆腔内有积液，压迫着膀胱，后专家诊断其为“盆腔肿瘤晚期”，并决定为老人免费治疗，但由于老人病情已恶化，根治病痛已无回天之术。老人的儿子姜伟勋痛哭着告诉记者，他们一直在多方打听给老人治疗的办法，但都没有效果，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老母亲临终前一两个月里，人消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后来连一点饭都不能吃了，每天只能靠喝水维持生命。老母亲清醒时，时常拿出亡夫倪金成烈士的“烈士证明书”默默抚摸，似有无尽的回忆，老人是7月6日上午9时许在自己的屋里去世的，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被侮的女性：战时日军性奴录制度内容简介

二战期间，日军实施了一项令人发指的制度，即性奴录制度，也被称为“慰安妇”制度。此制度的

起源与推行，书中进行了深入剖析。它揭示了日军对女性的残忍侵略，其实施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军队的性需求，践踏了女性的人权和尊严。

书中详尽讲述了这一制度如何在战争中运作，以及背后的深层原因。它揭露了日本政府对原“慰安妇”们的冷漠态度，以及在面对历史真相时的逃避责任。国际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和努力，也得到了详细的介绍，展现了全球对人权侵犯的声讨和正义的追求。

对于“慰安妇”身份的认定和法律问题，作者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观点，揭示了这一制度的罪恶本质——并非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日本国家和军队的共同犯罪。它是对人类文明的严重挑战，是对人性的无情践踏。

总的来说，该书通过翔实的资料和深入的分析，全面揭示了“慰安妇”制度的罪恶与黑暗，呼吁世人关注并铭记这段历史，以防止此类暴行再次发生。

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内容介绍

日军在二战期间实施的性奴隶制度，即慰安妇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黑暗一页。这本书精选了丰富的史料，配以，旨在让读者对这一历史悲剧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回顾那段充满苦难的20世纪历史。

尽管慰安妇的残酷历史已远去多年，那些曾经青春的受害者如今已垂垂老矣，与现代生活的隔阂日益加深。在和平年代，忙碌于生活的人们鲜少提及战争，更别说慰安妇的遭遇。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历史事件变得陌生而模糊，尤其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理解慰安妇问题的难度更大。

这本小书的出版，旨在通过唤起慰安妇的痛苦记忆，促使当代中国人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何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会连连失败？为何在日占区会有那么多同胞选择妥协或屈服？如果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过去的悲剧可能重演。因此，我们不仅要反思历史，更要从中寻找前进的智慧，以防止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

731部队的真相，与美军“恶魔交易”掩盖事实

七十二年前，日本帝国终于败局已定，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兹坦公告，宣告无条件投降。然而，投降后的日本却迅速转向，谄媚地要求各地警务部门为驻军设立提供特殊服务的慰安所。令人讽刺的是，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曾强迫千万女性成为慰安妇，而战败后却迅速主动献媚，为其提供慰安服务。这背后，或许是对即将到来的大审判的恐惧。因为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远不止侵略那么简单。

日本投降不久后，一场在千叶县的葬礼引起了注意，死者是军医石井四郎。这个看似普通的葬礼，背后隐藏着不寻常的玄机。石井四郎的突然死亡，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尚未开庭的时间点，使人们不禁怀疑。事实上，这并非一场普通的葬礼，而葬礼的主角也绝非普通之人。葬礼不久后，美军情报人员收到线索，发现了一个神似石井四郎的人物在东京出现。原来，这葬礼是石井四郎精心设计的金蝉脱壳之计。1945年末，石井四郎趁机逃离东京，被情报人员跟踪逮捕，押回了东京。

石井四郎，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罪行？他为何要极力逃脱？他出身于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的豪族家庭，是“官二代”加“富二代”，家境优渥，思想正统。然而，他的野心却远不止于此。191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立志成为一名为天皇效力的陆军军医。他的梦想，是晋升为大将。然而，这个梦想注定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他在东京第一卫戍病院的名声，充满了“色鬼”、“夜游神”、“酒鬼”等美称。之后，他回到京都帝国大学进修，学习了细菌学、血清学、防疫学等知识。1926年，他获得了微生物学博士学位，从此踏上了恶魔之路。

石井四郎在阅读了军医原田撰写的关于细菌战的报告书后，对细菌武器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早在1925年的日内瓦会议上，45个国家通过了禁止使用生物化学武器的议定，其中包括日本。然而，各国对生化武器的研究并未因此降温。石井四郎内心坚信，生物武器越是被严禁，就越是优秀强大。他开始在军方内部四处游说，宣传细菌战的成本低、威力大，得到了很多积极的回应。1932年，军方按照他的意思设立了“防疫研究室”，研究细菌武器。两年后，他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秘密建立了“加茂部队”，首次将魔爪伸向人类，进行人体实验。然而，加茂部队的选址并不安稳，多次遭到袭击。1934年底，石井四郎将部队迁至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日本陆军医院南院，以医院为掩护，明面上生产他发明的滤水器，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改称“关东军第731部队”。

731部队规模庞大，拥有超过千万的预算经费，石井四郎过上了骄奢*逸的生活，而他的恶魔计划也逐步实施。在731部队，活体解剖是每个医生的必修课。石井四郎让抓来的“木料”感染上炭疽、鼠疫、鼻疽、霍乱等瘟疫，在不同的阶段活着解剖他们，摘下他们的器官观察研究，追求最真实的数据。此外，还有大量实验涉及军队救治，例如冻伤实验，旨在寻找严重冻伤后最合适处理方法。在极度寒冷的环境中，实验“木料”的四肢冻得梆硬，最终四肢皮开肉绽，骨肉分离，拖着已成白骨的双手进了焚尸炉。除了残忍的人体实验，731部队的主要工作还包括研发细菌战武器，包括发明携带鼠疫的陶瓷外壳跳蚤炸弹。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为了防止罪行曝光，731部队全体解散，销毁一切物证，并在撤离前释放了大量实验动物，造成了平房区附近22个县的大规模瘟疫。然而，这一切并未阻止石井四郎，他将自己积累的人体实验数据以及细菌武器样本带回日本，与美军达成秘密协定，用这些数据换来了军事法庭的豁免。美国最终主导了东京审判，掩盖了日本细菌战的历史事实。

恶魔的交易，让731部队主犯轻易脱罪，继续在世上苟活。然而，其罪行和受害者的影响却永久地留在了历史中。如今，浙江部分地区仍有80岁的老人遭受着细菌战留下的烂脚病的折磨，这些伤痛将永远铭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日本右翼分子试图掩盖真相，但历史的真相将通过口口相传，被永远铭记。

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目录

日军在侵华期间，实行了一项极其残忍且不人道的制度——慰安妇制度，她们被迫成为了日军的性奴隶。

1930年代，慰安妇团的身影出现在上海，她们被迫提供服务，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羞辱。

南京大屠杀期间，慰安妇制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日军的暴行达到了顶峰。上海杨家宅娱乐所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见证了这段黑暗历史。

实际上，日军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这一制度，其背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军队的性需求，同时也是对占领区文化的一种摧残。

慰安妇们被迫使用避孕套和被称为“星秘膏”的物品，这些都揭示了她们被当成工具的残酷现实。中国成为了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受害者的苦难无法用言语形容。

日军通过强制征召、欺骗和威胁等手段，将无数中国妇女拉入了这个无尽的苦难深渊。受害者如万爱花和袁竹林，她们的控诉和自述构成了这段历史的血泪篇章。

台湾阿妈的回忆中，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母女间的悲痛尤为深刻，她们的苦难在战后仍然没有结束。

尽管战争结束，幸存者们的生活并未因此而好转，战后的生活实况充满了艰难和挣扎。面对日本右翼对慰安妇问题的歪曲，我们必须坚决批判。

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立场饱受争议，其官方报告中的立场并不能掩盖历史的真相。各国慰安妇幸存者纷纷对日本政府提起了诉讼，包括中国幸存者，她们寻求正义的声音至今仍在回荡。

这部历史的后记充满了苦涩与反思，它提醒我们，正义的追求永远不会停止，历史的伤痕需要铭记，以防止悲剧重演。

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内容提要

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多国女性成为日军性奴隶的残暴政策。数以万计的中国、朝鲜、东南亚及欧美国家女性在这项政策下遭受了非人道的虐待。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执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强征中国、朝鲜等地女性充当日军性奴隶的行为。本书旨在全面深入地探讨和批判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罪行。

慰安妇制度不仅涉及对女性的暴力侵犯，更是对人权和尊严的彻底践踏。日本政府及其军队通过强制征用女性作为性奴隶，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道德准则。这些被强迫的女性遭受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成为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她们的痛苦和牺牲不应被遗忘或忽视。

本书旨在揭露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真相，探讨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以及对受害者的影响和遗留问题。通过深入研究，我们不仅能够了解这一黑暗历史，也能够反思人类社会在面对暴力和不公时的应对方式，以及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尊重人权的社会。

总结而言，日军慰安妇制度是一项令人发指的暴行，严重违反了基本的人权和道德原则。本书旨在全面批判这一历史罪行，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历史，铭记过去，以防止类似悲剧重演，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和平、公正、尊重人权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