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情形下的复杂情形分析

诉讼实操专栏丨谈谈协议管辖的六种特殊情形

导语：在民事诉讼中，管辖问题是一个核心程序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司法效率与实体公正。《民事诉讼法》第35条确立了协议管辖的法律基础，通常情况下，在不违背级别管辖与专属管辖的前提下，协议管辖的效力优先于一般地域管辖。然而，协议管辖过程中，当事人拥有较大的意思自由，实践中可能出现各种特殊情况，导致法律适用存在争议。

本文将结合经典案例，解析日常实务中遇到的六种特殊情形，旨在帮助大家理解在特定情况下协议管辖的效力及应对策略。

注：《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特殊情况一：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法院管辖，但该当事人住所地发生变化

道达分析：在类似案件中，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法院管辖，为了确保管辖具有可期待性和可预见性，保护相对方的信赖利益，法律规定不论该当事人的住所地如何变动，始终以其合同签订时的住所地为准。这符合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避免一方当事人恶意迁移住所以增加相对方的诉讼成本。

特殊情况二：当事人约定的法院地点与案件有联系，但不在民诉法列举的五种地点之外

道达分析：《民事诉讼法》第35条列举的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这五类地点，是因为在大量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案例中，这些地点与案件关联最紧密，旨在提升诉讼效率，但协议管辖范围并未仅限于这五个地点。实践中，合同由多方签订，约定在某一方住所地管辖，即使该方未成为案件的原被告，仅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协议仍然有效。原因在于，这既未违反民诉法第35条关于协议管辖范围的规定，也最大程度尊重了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过程中的意思自治，避免公权力对私法领域的不当介入。

特殊情况三：虽约定合同签订地，但无法证明该签订地与案件有关

道达分析：本案与传统协议管辖的案件有所不同，其特殊性在于，虽然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时由某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但必须确认合同中所述合同签订地与案件真实存在关联。同时，需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上述关联性。为了维护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和案件裁判效率，不能仅因合同中存在有悖于常理的合同签订地约定就确定法院管辖权，此时协议管辖条款应被裁定无效，转为适用一般地域管辖。

特殊情况四：主合同与担保合同约定的管辖方式不一致

道达分析：在明确管辖问题的主要立法目的在于提升案件诉讼效率的前提下，如果债权人同时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核心法律关系应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担保人所承担的担保义务基于原主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为了便于法院对于案件的审理，案件管辖权应归属主合同约定的法院，而非担保合同的管辖约定。

特殊情况五：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当事人以侵权责任为由起诉

道达分析：本案与普通侵权案件的主要差异在于，本案系针对因合同法律关系产生的侵权行为，是由于一方违约导致对相对方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侵害。当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发生竞合，当事人选择以违约责任起诉，尽管该行为从外观上看为侵权行为，但该侵权行为是由基于合同有关违约的约定而产生，因此基础法律关系仍应确定为合同法律关系，不可适用关于侵权的一般管辖规定，而应遵守合同中关于管辖的约定，适用协议管辖。

特殊情况六：合同中存在协议管辖条款，但因法律关系改变导致法院管辖权发生改变

道达分析：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定案件所涉具体法律关系是关键。在分析合同中所约定的有管辖权的法院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关于此类法律关系的强制性规定后，如果发现约定的法院不具备审理此类案件的管辖权，应当裁定移送至相应有管辖权的法院，而不能继续援引协议管辖的条款由约定的法院管辖。

结语：管辖问题在民事诉讼中极其重要，通过本文结合六个案例，分享了六种特殊情况下具有代表性的管辖权争议问题。协议管辖由当事人意定，自由程度极高，各类情形复杂多样，具体案件应具体分析。无论是协议签署时进行管辖条款的约定，还是作为原告起诉立案或被告应诉，都应仔细厘清法律关系，审慎作出决定，也可咨询专业律师团队以获得更全面的法律指导。

刑诉交集流广是指的什么

在刑事诉讼中，存在一种特殊情况被称为“交集流广”。这一术语特指四种特定情形下的案件，它们分别是：

第一种情形是发生在交通极为不便的边远地区，且案件性质重大且复杂的案件。这些案件往往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执法机关在案件侦查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

第二种情形涉及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犯罪集团通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作案手法隐蔽，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第三种情形是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这类案件的嫌疑人常常跨地区作案，给公安机关的追踪和取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第四种情形是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这类案件往往涉及众多的受害者或目击者，且证据收集工作复杂，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对于这些特殊案件，法律规定侦查羁押期限可以延长两个月。这一规定旨在确保案件能够得到公正、高效的处理，避免因期限限制而影响案件的侦办质量。

在实际操作中，司法机关需要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确保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一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特殊案件的灵活应对，同时也保障了司法公正和效率。

总之，“交集流广”这一术语涵盖了多种特殊情形下的案件，旨在通过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来确保案件能够得到公正、高效的处理。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认可，有效提升了案件侦办的质量和效率。

劳斯判据（二阶情形与特殊情形分析）

二阶系统的劳斯判据揭示了系统稳定性与劳斯表第一列系数之间的关系。劳斯判据表明，若二阶系统劳斯表中的第一列系数皆为正，则系统稳定。此判断等价于二阶系统稳定性的必要条件。

在应用劳斯表时，遇到特殊情况需注意。当某行第一列元素为零且该行元素不全为零时，用一个很小的正数代替零元素进行计算。若某行元素全部为零，这通常意味着系统存在对称原点的极点，即特征多项式包含形如 x 或 -x 的形式。此情形下，通过利用上一行元素构成辅助方程，并对辅助方程求导得到新方程，用新方程的系数替换该行零元素，继续进行计算。

针对具体问题，劳斯表的应用提供了解答。例如，在不考虑前向通路时，比较点消失，不再有回路。这表明，通过令分子为零来分析系统稳定性，可以得到关键结论。在临界稳定情况下，通过构造辅助方程并求导，可以进一步分析振荡频率，从而明确系统状态。

最后，解决具体问题时，将问题表达式转化为劳斯表的形式，通过观察表中元素的特性，可以直观地判断系统状态。例如，对应项相等的情况表明系统稳定，而特定系数的比较则能揭示系统临界状态的特性，为后续分析提供依据。

刑法溯及力复杂情形

刑法溯及力在特定情况下呈现出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刑法修改和犯罪行为跨越新旧法两个方面。

首先，刑法修改带来的复杂性表现为：如1979年刑法规定渎职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而1997年刑法有所扩展。1999年《刑法修正案》对渎职罪定义进一步调整。这种情况下，1979年刑法与1997年刑法、《刑法修正案》对同一行为的定罪态度不一致。如果按法律更替顺序，1979年刑法为旧法，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为新法，那么可能适用轻刑。反之，如果以1997年刑法为旧法，新法则可能认定为犯罪。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法律适用的时间顺序。

其次，行为跨越新旧法的情况同样复杂。例如，如果犯罪行为既有旧法下的行为，又有新法实施后的行为，如何决定适用哪个法典就取决于法律的适用原则，即从旧兼从轻原则。如果新旧法都规定为犯罪，应适用新法；如果旧法认为是犯罪，新法不认为，新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反之，如果旧法不认为是犯罪，新法认为，对新法生效后的行为适用新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7年10月6日的通知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明确，即对修订刑法实施前的犯罪行为，如当时法律不认为是犯罪但修订刑法认为是犯罪的，仍适用旧法；但如果行为持续到修订刑法生效后，则适用新法追究责任。

扩展资料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以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就是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就是没有溯及力。

民法典563条法定解除权解读

民法典第563条关于法定解除权的规定，为合同当事人在特定情形下提供了解除合同的法律依据。

根据该条款，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主要包括五种：一是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如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预见且无法避免的事件；二是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即预期违约；三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五是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这些规定旨在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合同的公平性和正义性。

在解释法定解除权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必须基于法律规定的具体情形，不能随意扩大或缩小其适用范围。其次，当事人在行使法定解除权时，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及时通知对方，并按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方式解除合同。同时，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当事人还应注意保留相关证据，以便在出现争议时能够证明自己的主张。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第563条还规定了对于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应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这一规定为不定期合同的当事人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但同时也要求当事人在行使解除权时保持谨慎，以避免给对方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综上所述，民法典第563条关于法定解除权的规定为合同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特定情况下解除合同的法律途径。当事人在行使法定解除权时，应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和诚实信用原则，确保合同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得到维护。

专业观点 | 确认不侵权之诉：起诉条件中五大程序难题的司法实践

确认不侵权之诉是知识产权领域内一种独特的诉讼请求类型，旨在确认某一行为并不构成对他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侵犯，通常被竞争者视为对抗知识产权滥用的有效武器。然而，这一诉讼形式在实践中涉及诸多复杂的程序问题。本文将针对确认不侵权之诉的五大常见程序难题进行深入分析，旨在回应实践中的困惑与挑战。

### 确认不侵权之诉的五大程序难题

#### 难题一：侵权警告是否仅限于书面形式？

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发起往往基于侵权警告，这一警告形式是否仅限于书面函件？实践中，任何可能引起被警告人不确定、不稳定的恐慌状态，进而影响其正常生产经营或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侵权警告。这一理解更为宽泛，旨在确保权利人滥用权利的防范。

#### 难题二：被警告人是否必须催告？

在实践中，被警告人通常需要催告权利人行使诉权，这是确认不侵权之诉中的一个关键步骤。然而，在权利人在撤诉时明确保留侵权指控的情形下，催告程序的必要性可能受到质疑。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处理方式反映了司法实践对平衡权利行使与避免无意义程序的考量。

#### 难题三：被警告人能否先起诉再催告？

实践中，被警告人是否可以在没有催告的情况下直接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尤其是在权利人撤诉并保留侵权指控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对此持有不同观点，部分法院认为在特定情形下，被警告人无需催告即可直接起诉。

#### 难题四：权利人经催告向行政执法部门投诉能否阻断被警告人或利害关系人起诉？

当权利人在收到书面催告后，选择向行政执法部门投诉而非直接起诉时，这是否构成阻断被警告人或利害关系人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的权利？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但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仅凭权利人向行政部门的投诉不足以阻断被警告人的诉权。

#### 难题五：非被警告人是否可以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

在某些情况下，非被警告人也可能因为受到权利人的警告而处于不确定状态，是否可以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司法实践中，对于非被警告人提起此类诉讼的资格持有相对开放的态度，旨在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与社会公众利益。

### 结论

确认不侵权之诉在实践中涉及的程序难题复杂多样，本文通过分析五大常见问题，旨在为理解这一诉讼类型及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作用提供更为直观的视角。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对于确认不侵权之诉的适用条件、程序要求等核心问题的理解和处理将更加成熟和精准，以更好地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