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组织异质性：多样性与协同创新的秘密

什么是全球中心主义

全球中心主义是指是指一种以尊重和重视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国际经营观念和战略倾向。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公司应该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好的想法可以来自任何民族和子公司,并被用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子公司中去。

在全球中心模式下，跨国公司从世界范围看待运营管理,无论是总公司还是子公司,每个部分都利用自身竞争优势为组织做出贡献。人力资源管理的全球中心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在整个组织中挑选合适的人员担任重要职务,而不考虑人员国籍,在执行过程中常常由第三方国民担任经理职务,他们能适应不同的文化,并且精通2-3国语言。

全球中心主义的分析

采取全球中心主义战略倾向的跨国公司将全球市场视为“一个市场”，但每个地区细分市场又是异质性的。为降低变化无常的全球经济、政治环境及文化多样性给公司带来的风险，具有全球中心主义战略倾向的公司强调经营活动的本地比。

“生产具有地区特征的全球性产品”是这种公司追求的目标。小批量生产，战略、营销、采购、人力资源开发、研发与设计本地化是这种公司实现全球经营的战略选择。无论总公司的管理职位还是分公司的管理职位，都根据经验与能力进行安排，国籍已不是主要考虑的因素。如 ABB 公司采取的就是全球中心主义的战略倾向。具有全球战略倾向的公司已充分认识到，文化“能影响战略规划，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设施与供应的定位，与文化相适应的产品与服务的设计与市场营销，管理组织之间的跨文化互动即从国际执行管委员会到一线车间的互动过程。对文化多样性的有效管用是且罚全球中心主义战略倾向的公用在制定全球经营战略时不可或缺的内容。

持有全球中心主义战略倾向的公司能够达成总公司文化与下属分公司文化之间的最佳整合，通过文化间的协调，不向部门之间的相互学习达到最优化，形成文化协同竞争效应。但这种协同效应并没有忽略和压抑不问分公司与不同部门之间的文化多样性，而是将跨国公司的文化多样性优势尽量发挥出来。这种公司采取的是“全球思考，地区行动”的战略思维方式，力图实现全球化与本地化之间的真正平衡。例如 ABB、皇家壳牌、摩托罗拉等公司就是采取这种文化适应件方式的公司。

全球中心主义的优点与不足

全球中心模式的优点在于：

(1)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源,即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秀的、适合的但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人才。

(2)多元化的背景可以减轻文化短视,促使员工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推动创新。

(3)培养了一批国际管理人才队伍,并创造出强大而统一的公司文化与非正式管理系统。

同时,全球中心模式的不足在于:

(1)这种模式需要较高的成本,包括在全球地理范围内分散招聘的费用、语言文化方面的培训费用及其家属在不同国家流动的重置费用。

(2)管理人员国际化会造成母公司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实施较高程度的集中控制,对子公司经理用人限制较多。

(3)东道国法律可能会限制外派人员管理活动。

(4)被置于跨国公司“快速跑道”上的经理们,得到丰厚薪酬与职权,可能会在公司内部引起其他员工的不满。

参考条目

母国中心主义

多中心主义

什么是集群创新网络

集群创新网络是指基于集群的相关行为主体 (企业、大学基于集群的相关行为主体 (企业 、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等) 在以技术创新为纽带的协同创新与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某种相对稳定的交流与合作关系的总和,是一种区域性的创新网络。

集群创新网络的内容

集群创新网络为获取创新资源和实现创新目的而与其他行为主体形成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集群创新网络是由主体、行为和资源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其主要形式既包括集群内基于设计、开发、生产等价值创造的正式关系，也包括基于文化、社会网络关系的非正式关系，它是一个自组织系统，网络中节点按照某种简单机制链接，网络内节点之间的边的断开或重连，使网络中节点重新分布，向有序方向发展。弗里曼(Freeman，1991)认为，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行为形成网络构架的主要连结机制。集群内各行为主体相互间的正式、非正式关系也形成了各种关系链层次，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创新网络。创新网络的各行为主体获取创新资源的互动活动具有强烈的网络化特征，围绕创新网络的五类节点从层次角度可把创新网络分为核心网络、辅助网络和外部支撑网络三个层次。Giuliani Elisa认为,集群创新网络是集群内各主体之间通过互动进行知识积累与交流、通过学习进行创新而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组织网络。盖文启认为,区域创新网络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的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的总和。魏江认为,集群创新网络是某一企业集群内部各成员要素之间,以某种或某些特征为联结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要素之间的结构模式。集群创新网络的国际竞争力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国际化的大环境下,通过集群创新网络所提高的集群创新能力,形成了集群创新网络竞争优势,实现了集群创新网络竞争力的持续提高,从而增强区域的国民财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是集群创新网络的国际竞争优势的表现。

集群创新网络的特征

(1)系统性。集群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系统,其网络节点的每个行为主体都可以看作是网络系统的子系统,它们既可以独立运行,又能够共享集群的基础设施、优惠政策等，当进行自同完成创新,实现集群的升级。

(2)开放性。系统性创新往往需要大量的创新资源支持,仅靠集群内部资源难以满足创新的实际需要,必须充分利用集群外部有关资源,通过对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优化集群创新资源的配置。开放性特点使集群创新网络更具有生命力,并有利于融入到区域乃至全球创新网络。

(3)区域性，多元互补性。集群创新网络的发展速度和创新效率与整个区域的创新资源、创新能力有很密切的关系,受区域创新环境的影响较大。集群创新网络推出的新产品、新技术也反映着区域技术特点。主创新时,又会相互合作,发挥系统协同效应。创新网络的行为主体主要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政府以及公共部门构成。由于不同主体所拥有的资源是不同的，因此他们所承担的创新职能、进行的创新活动也不相同，形成多元主体的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大大降低了主体在物质和信息等各类资源的整合中产出的各种风险，有利于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互惠互利、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产生“1+1>2”的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

(4)动态性。创新网络的主体、行为、资源三个构成要素本身就是动态的。首先集群主体是动态的，创新网络的主体的进入和退出是经常发生的行为，并能引起创新网络结构的变化。其次，创新网络内的资源是动态的，集群创新的实质是集体学习和知识资源流动的过程。再次，集群的行为是动态的，集群要提高创新能力，实现创新目的，就必须不断地促进集群内外知识扩散、获取和学习，以此提升集群整体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网络中的主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竞争优势的保持，均需借助集群创新网络通过学习获取、消化、利用知识来实现。

(5)根植性。创新网络内的各主体基于血缘、地缘及人情等形成关系网络，相同或相近的社会文化背景、共同的圈内语言、背景知识和交易规则使集群主体的行为具有很深的根植性，易于产生聚合效应，有助于增强彼此间信任，促进知识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内共享与流动，从而增强网络整体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6)协同竞争性。创新网络各行为主体问是既协作又竞争的关系，集群创新模式下各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合作是在相互信任氛围下进行的。由于追逐利润是任何企业的本质，企业问的竞争必然存在，因此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合作也是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这种协同竞争为集群的持续创新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协同竞争模式也成为创新网络下的一种竞争模式。

集群创新网络与集群价值网络的关系

吴永忠从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角度出发，将企业创新网络分为根植于研发系统的创新网络、植根于生产系统的创新网络、植根于营销系统的创新网络3个子网络_1 。由此可见，企业的技术创新网络与生产网络和营销网络等有着密切关系。集群中往往还存在大量的分工协作，如跨组织生产活动和营销活动等，因此集群创新网络与集群生产网络和营销网络也具有密切关系。正因如此，大多数集群创新网络中技术和知识的传递往往伴随着管理知识和市场知识的交流口 。进一步深入分析可发现，这些生产网络和营销网络主要涉及价值的生成、分配、转移和使用等关系，实际上都是价值网络的组成部分口 。因此，虽然集群创新网络与集群价值网络关系密切，但是实际上两者存在很大差异。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辨析。本文认为，集群创新网络与集群价值网络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一，导向不同。集群价值网络以顾客价值为导向，建构或重构价值的生成、分配、转移和使用关系，实现顾客整体价值最优化；集群创新网络以技术创新目标为导向，构筑或调整各种正式的创新合作关系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实现技术创新绩效的最优化。其二，节点不同。集群价值网络的节点一般包括焦点企业、供应商、顾客、互补者和竞争对手等利益相关者；除了上述角色之外，集群创新网络的节点还包括不直接参与生产的科研机构和技术服务组织等，并且集群价值网络中的一些参与者并不一定能成为集群创新网络中的参与者，如一些创新能力低和不具备创新条件的企业等。因此，就网络参与主体的身份而言，集群创新网络的参与主体与集群价值网络的参与主体可能是完全重合或部分重合的。

什么是团队创新绩效

团队创新绩效是指团队内部有意识的运用新的观点、过程或者方法，有效的提高团队创新的结果。团队创新绩效即可通过创新行为与结果来判断，也可以通过创新能力来测量。

团队创新绩效的维度

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团队创新绩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其中，二维观点较多。如Am．abile等人(1988l2)认为创新行为与创新结果可以用来判断团队创新绩效。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又分别从创新行为和创新结果两个方面对团队创新绩效做了研究，并指出：从创新行为角度出发，团队创新绩效由团队创新行为、团队创新能力两方面测量。基于此，我国学者张伟明，夏洪胜(2011)指出团队创新能力和团队创新行为与团队创新绩效正相关。如果在百度的关键词中搜索”结果“这个词，不难发现，除了结束、成果、后果以外，效果和效率也是结果的同义词。因此，创新有效性(创新本身的成果)和创新效率(为了实现创新这个目标做出的努力)成为衡量团队创新绩效的两个方面；而从创新结果角度出发，团队创新数量和质量可以用来评价团队创新。

也有学者从创新绩效维度即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基础上指出，团队流程创新和产品创新绩效是衡量不同团队间创新绩效差异的基础。根据团队创新绩效的整体性，部分学者考察了产品创新绩效在项目运作和市场营销中的测量指标：从项目运作角度看，产品创新绩效关注于项目的执行，通过潜在指标来衡量，如产品创新性、时间等；从市场运作角度看，产品创新绩效聚焦于在市场中产品的销量、口碑等，通过外在指标进行衡量，如销售额、利润等。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在二维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维观点。根据团队绩效的三个维度即团队是行为、团队是能力和团队是结果将团队创新绩效划分为创新能力、创新行为和创新结果。虽然，创新绩效产生的基础是创新能力和创新行为，但是，创新能力和创新行为的改善对团队创新绩效的提高不一定是同方向的。从创新结果角度出发，产品的创新性、创意或点子的数量、总体技术绩效以及对变化的适应能力的多方面改善，会提高团队创新绩效，而仅有少数学者认为输出的新颖程度、创新的新颖程度和程度的改善能力也是有效的测量工具。

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因素包括个体、团队和组织3个层次，他们独立或协同作用于团队创新绩效的不同层次，本文分别从个体因素、团队因素和组织因素进行综述。

1、个体因素

在个体因素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主要关注于个体层次行为以及团队成员个体要素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我国学者宝贡敏、钱源源(2009)以多层次理论为基础，通过对59个研发团队的实地调研，发现个体层次的角色外行为通过群体互动和推翻作用对团队创新绩效起作用，其中，个体层次角色外行为中的帮助行为与团队创新绩效相关，而建言行为与团队创新绩效无关；郑小勇、楼鞍(2009)]从团队有效性以及创新效率的角度研究了团队创新绩效，分别探索了团队个体、环境以及结构因素的影响作用，构建了影响机理模型，并强调了团队成员个人因素的重要作用。

此外，团队成员的创新能力、创新行为以及个体创新倾向对团队创新绩效也有积极的影响，只是程度不同。其中，个体创新倾向还对团队创新倾向、工作角色创新水平以及质量有重要的影响。

2、团队因素

关于团队因素对团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大致从团队领导风格、团队多样性以及团队创新氛围等六个方面进行分析。

(1)团队领导风格。以往研究大部分关注的是变革型领导风格和参与型领导风格，而现如今，魅力型领导风格也成了广大学者研究的焦点。首先，变革型领导风格和魅力型领导风格直接影响团队创新绩效，而参与型领导风格则间接影响团队创新绩效；其次，变革型领导风格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团队氛围的营造和知识共享上，而且，这一正向作用在团队职能多样性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而魅力型领导风格则是通过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引导起作用。因为对于魅力型领导风格的管理者来说，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如何鼓舞团队成员努力工作、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激发热情。因此，通过团队领导者个人魅力来引导团队成员努力工作并达到团队创新是极为重要的，也就是说魅力型领导风格相对于领导行为来说整体效果要更强。但是如果这种引导趋向于任务导向，那么对于团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只有趋向于关系导向才会对团队创新绩效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

(2)团队多样性。West(2002b)强调团队多样性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而且这种存在还需要一定的条件方能成立。研究表明：团队多样性过多会影响团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如降低团队安全感、团队成员承诺等。因此，团队多样性是否对团队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不仅需要通过对团队任务的共同理解、心理安全、沟通等团队过程进行分析，也要通过多样性的类型、大小以及潜在的团队过程进行研究。

(3)团队沟通。团队沟通对团队创新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但是如果这种团队沟通出现了问题，就会变成冲突。从冲突处理方式的角度看，合作式的冲突处理方式相对较好，会对团队创新绩效有积极的影响，而竞争式和回避式的冲突处理方式则会对团队创新绩效有消极影响。此外，任务冲突与团队创新绩效所呈现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即任务冲突过多或者过少都有可能削弱团队创新绩效，因此，只有适度的任务冲突才能让团队创新绩效发挥出最高水平。

(4)团队情绪氛围。在高水平的跨职能协作关系的气氛下对提升创新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而且从价值创造的角度看，团队互动对团队创新绩效的作用也有一定的价值。薛继东和李海(2009)指出以民族文化(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团队内部文化氛围为背景，团队规模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存在某些调节因素，而且若以团队效能感为中介，团队情绪氛围与情绪劳动的交互作用也会对团队创新绩效有影响。

(5)团队内部社会网络结构。有研究表明：团队内部社会网络中的网络异质性、网络联系强度对团队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作用，但是这并不代表团队内部社会网络的维度和团队创新绩效的维度也存在这种正向关系。研究发现，网络异质性与网络联系强度对创新效率有正向影响，但是针对于创新有效性来说，仅网络异质性对其有正向影响。也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团队内部社会网络结构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网络结构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团队创新绩效，不仅与团队的领导风格有关，也与团队氛围有关。变革型领导风格对于团队内部较强的网络结构来说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即成员之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密度和网络强度，这种强的网络结构既可以促进团队氛围，也可以激发团队成员产生更多的创新性想法和思路，从而提高创新绩效8J。

(6)团队成员。曹雁和吴英策(2010)认为团队成员之间通过频繁互动、情感联系以及互相帮助等方式能够增加团队成员的彼此信任，提升团队成员的工作能力，从而，为团队成员学习和沟通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为提高团队创新绩效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因此，团队成员之间协作关系的良好与否直接影响团队创新绩效水平。

除了上述学者的研究外，也有学者针对团队薪酬、共享心智模型和团队异质性等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指出：团队薪酬按照贡献分配的原则提高了成员的内心公平感，推动了团队互动，进而提高了团队的创新绩效；共享心智模型是团队成员所拥有的知识结构，它要求团队成员不仅要正确地认识任务，还要适应任务和其他成员的需求，但是要想推动团队创新绩效，仅要求共享心智模型具有一致性和准确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构成一定知识结构的认知能力、经历进行考察；而团队异质性即团队成员不同的性别、职称、背景或经验因素等，其中，性别、职称和团队创新绩效有关，而年龄、工龄与学位的差异和团队创新绩效没有必然的关系。

3、组织因素

笔者在探讨组织因素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的过程中发现，文化因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因为“权威导向”，即大多数人重视、偏向或者依赖某种权威的心理和行为倾向。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权威和权力阶层现象的存在，尽管个体成员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或改造原有工艺流程，也会因为担心、害怕挑战权威而采取保守不敢冒险的行为，从而导致个体创造力表现动机的下降。

团队创新绩效的测量

对于团队创新绩效的测量中，一直认为是较难进行测量的。Loch和Tapper（2002）认为其难以测量的主要原因有：（1）投入程度难以观察；（2）研究任务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且受许多不可控因素影响；（3）最终的科研结果在时间上往往有相当长的滞后性，或者最后成果会产生于组织中的其他部门。

不过也有很多学者也有很多在对测量进行了。Christensen（1995）利用技术创新过程的不同进行分类，提出了四种创新结果：工艺创新成果、科研创新成果、产品创新成果以及美学设计成果，前两种为过程的创新绩效，后两种为产品的创新绩效。John（2003）等认为企业专利上的数量、新产品问世速度、新产品的创新性、新产品在企业所有产品所占比例以及新产品的获利率等也可以作为衡量企业创新绩效的指标。（转引自周爱明，2007）Kratzer（2004）等是将团队绩效分为生产力和创新型两个维度进行测量：通过对团队成员与从事类似工作的其他团队在信息、设备和材料等方面进行比较来反映团队的生产力；团队创新性是通过让团队成员与从事相似的其他团队在新构想、方法和发明数量上的比较来实现。

刘惠琴和张德（2007）进行研究总结，总结出团队创新绩效的二维度：团队创新能力和团队创新行为。钱源源（2010）采用从创新有效性和创新效率两个方面来衡量团队创新绩效的方法。

参考文献

1.0 1.1 侯二秀,李靖尧,长青.团队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述评.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什么是演化增长理论

演化增长是指将增长视为经济演化过程，即在数量变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质量或结构性的变化，它也是一种知识增长过程，即知识如何被创造和运用的过程。因此，正如Metcalfe和Foster（2010）指出，对于演化增长理论而言，“财富如何通过知识来创造”或者“经济增长与知识增长的互动关系”是其重要的研究主题。经济增长不仅仅表现在要素积累或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还涉及到整个资源配置模式（包括生产模式、交易模式和消费模式等）的变化，它最终体现为一个经济体能够满足人们各种不断变化和增长的需求的能力的提升。

演化增长理论的演变

演化增长理论从三个不同时期，站在不同起点上开始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演化增长理论：有的强调技术变迁，有的强调制度变迁，最新进展则强调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

(一)20世纪80年代至今：从技术变迁来研究经济增长

演化增长模型最早是由Nelson和Winter(1982)创建的。他们的模型反映了产出、投人等要素随着时间演化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其基本原理是：假设在一个竞争性市场环境下，存在许多厂商，每一厂商都使用一定资本存量和技术，生产仅有两个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厂商充分利用资本，资本的增长是内生的。市场上存在不同技术，技术是里昂惕夫类型的。企业搜寻最赢利的技术，并把不赢利技术驱出市场。企业对技术的搜寻是一个马尔可夫过程。模型的长期动态由两个搜寻的随机过程决定。第一个过程产生新奇性或发明作为暂时的私人知识，第二个过程中私人知识扩散到其他厂商，并最终变成公共信息。通过这些过程，厂商发现它比现用技术更赢利，并立即无成本地改变其资本去利用。在Nelson和Winter先驱性工作的基础之上，Dosi、Silverberg、Verspagen、Fagiolo等人从微观和宏观经济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演化增长模型。演化增长的微观经济模型主要有四种：Chiaromonte和Dosi(1993)，Dosi等(1994)，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1996)，Fagiolo和Dosi(2002)；演化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也主要有四种：Conlisk(1989)，Met．calfe(1988)，Verspagen(1993)，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6)。Nelson(1995)、Silverberg和Verspagen(2003)对这些模型作了详细的评述。这些新发展的演化模型都传承了Nelson Winter模型的思想：强调了经济增长中技术变迁的作用；在模仿者方程的基础模拟选择过程，选择过程持续地变更技术，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尽管这些新发展的理论模型立足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但仍然具有四个共同的观点：第一，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一个演化的过程，而非新古典主义所说是向平稳状态增长路径的收敛过程。因为资本主义的转化涉及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因素如科学、技术与制度的相互作用。第二，与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类似，都赞同技术是形成经济增长以及增长率变动的关键因素。但演化增长理论的特殊性在于用技术变迁解释了增长率变化的趋势。为此，演化增长理论作了两点强调，一是区别激进创新与增量创新，二是区别创新与模仿。第三，关于激进创新和增量创新的作用。这些演化增长模型都赞同激进创新和增量创新在经济变迁中的作用。激进创新常常开启新的经济活动的可能，创造新的产业，或者摧毁现存产业。增量创新是这些产业背后的驱动力。经济增长过程的特征是结构变革，解释新产业的增长和老产业的衰退是演化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第四，关于经济选择和竞争。演化模型都把竞争看成一个重要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长期趋势。选择的动态过程形成了经济增长。据此观点，分析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市场份额的变化需要采纳群体动态的观点。

(二)20世纪90年代至今：强调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强调技术变迁的演化增长理论能够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显示了这种理论所具有的魅力。但是，为什么同样受到工业革命影响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增长却有差异?经济史学家在对此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强调制度变迁的演化增长理论，其代表人物是DouglassNorth。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制度变迁的演化角度开辟了演化增长理论研究的另一条途径。North认为，经济增长理论忽略制度的作用是导致其缺乏解释力的关键。在新古典理论以及演化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含有两个错误的假设：一是制度不起作用；二是时间不起作用。因此，这两者对“为什么经济走上持长的繁荣之路，或处于持续的停滞状态?”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North把演化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以及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考虑。由于经济增长存在制度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持续的繁荣，出现持续的贫困也是可能的。这将取决于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当经济进人一种好的市场机制时，由于经济的外部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等形成有力的反馈机制，强化了这一轨迹，最终把经济通向长期繁荣；相反，如果进人一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经济将在这条路径上滑下去，陷人长期混乱与萧条。影响经济绩效的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特点的混合体，它们都处于不断的演化中，随着时间变化而显示不同的绩效。据此，North提出，政治制度对经济绩效有着极大影响，将西方成功的市场经济的各种正式的政治和经济规则转接到第三世界和东欧的经济上，并不是取得良好经济成效的充分条件。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改变了新古典主义忽视制度的作用，在理论上具有进步意义。在实践上，对于处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国家，进行制度创新，避免陷于不良制度陷阱的路径依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过分强调制度重于技术，而忽视经济变迁的全过程中制度、技术和人口统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没有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把各个要素的演化都整合起来。这是它的缺陷所在。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演化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论及何种因素促进经济增长时，都有不同的兴趣点。前者主要关注技术进步的过程，后者则定位于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两大学派相互之间很少交换思想，以致各自都具有一定的局限。Nelson等人试图从新的角度统一这两种理论。他们提出技术与制度应该被理解为协同演化，这种协同演化应该被看作经济增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而不应该被看作各自独立发展。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Douglass North最近也采取了一种演化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形成和变迁。两个学派之所以能够相互靠近，主张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变，究其原因在于：

第一，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在形式上是同源的。两学派的行为假设都认为，人的行为和相互关系需要被理解为行为和思想共有的习惯的结果。人们在面临复杂环境时，具有“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拒绝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

第二，对技术、制度等研究对象的共同关注。现代演化理论主要关注“技术”。对他们而言，一个国家的技术竞争能力是约束生产率的基本要素，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现在出现了新的倾向，演化经济学逐渐把“制度”看成由社会、技术变迁本身铸造的技术。不过他们还未能把制度纳人正式分析之中。另一方面，虽然制度经济学家明显倾向于制度，他们也承认国家制度对于运用提升技术能力的影响是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的主要方式。但是，迄今为止，制度学家还没有把技术和技术变迁明确地包括在制度分析中。

第三，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在理论上已经可行，Nelson等人已经找到一个恰当的概念使之作为两大理论的连接点。其中，“惯例”可以作为一个联合的概念。虽然许多演化经济学家把“物质”技术作为惯例，然而，Nelson认为，惯例这一概念更适合于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化。如果把制度界定为广泛运用的“社会”技术，那么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演化理论的一个成分就自然了。Sampat和Nelson提出形成惯例的项目通常涉及两个不同方面，他们称之为“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对于后者，许多学者称之为“制度”，如North称之为“游戏规则”，威廉姆森称之为“治理模式”。把制度作为社会技术可更好地与增长的演化理论相协调。强调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是非常必要的。物质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持续地起着领导性作用。社会技术的作用在于它确保物质技术的执行和发展。另一方面，没有适当的制度，驱动经济增长的物质技术将不能以它们应有的方式出现，取得应有的效力。当前的协同演化理论还很不成熟，如何以一个“正规的”或者“准正规的”模型表述这一协同演化的过程，则有待探索。

以上分析说明影响演化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不同的因素随时间而演化变迁，在某一时期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另一时间可能会变得很不重要，并会为其他因素所代替。这是演化增长理论不同于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方面。另外，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演化增长也有很大作用。Fagerberg(1988)，Freeman和Soete(1987)。Dosi，Pavitt和Soete(1990)等人认为，解释经济增长时，很难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作出有益的区别，任何模型都不能仅限于某一因素的狭隘视野中，强调单一的因素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因素是不合理的。总之，演化增长理论还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按笔者看来，一定要结合具体情况，考虑技术与制度的具体协同演化规律。这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既要强调技术创新，建立国家创新系统，同时又要不失时机地推进产权制度、政治制度等制度创新，使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根据不同情况作相互搭配，协同作用，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演化增长理论的特征

演化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传播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源既不是自然资源或简劳动，也不是资本积累，它只存在于人类永无止境的知识探索和创新能力之中。由创新引发的报酬递增，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现象。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人类将新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技术、新管理方式进而导致经济总量增加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又使经济增长表现为动态的循环累计因果过程。正是对新知识的创造和传播，才导致了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增长奇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根本上是各国知识创造能力鸿沟的必然结果。演化经济学在内容上的独特性受到其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

（一）强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满意假说与演化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强调，强不确定性是技术创新，尤其是像蒸汽机、汽车、电子计算机等对人类历史影响重大的根本性创新的基本特征。这种不确定性是基础性的，人们无法事先通过概率对其进行计算。正是不确定性、专家间的意见分歧、惊异才成为经济增长过程的标志。在对经济行为分析中，演化经济学用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替代了完全理性假设，用马奇的“满意”原则替代了最大化行为原则，以此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

在分析框架上，演化经济学采纳了达尔文主义的具有非均衡特征的“变异—选择—遗传”的演化分析框架，并结合人类经济活动特性，将其发展为“多样性创生（变异）—多样性减少（市场选择）—多样性重新稳定（遗传）”的演化过程分析。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创新和选择两种动力机制。创新由追求满意利润的经济行为者所发动，它提供了经济变化的新路径，而选择过程使多样性不断减少，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选择机制。经济增长过程，就是创新和选择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个体学习、组织适应和环境选择同时存在。经济活动在静态上表现为秩序而非均衡，各国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将会持久存在而不会出现所谓“趋同”，经济演化的最终结果是不确定的而非最优化的。

（二）异质性、非加总与个体群思维

演化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以异质性假设和个体群思维为基础，提供的是关于结构和过程的理论阐述。

演化经济学认为，异质性是基础实在本身，多样性是演化的动力。所谓异质性，就是承认每个经济行为者都是独特的、不可化约的。不同个体之间存在持久而广泛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它们会产生不同的新奇，而且表现为，即使面对同样的新奇，行为者也会采纳不同的行动。演化经济学对异质性个体的处理方法是个体群思维，这是一种关于多样性变化规律的分析方法。按照个体群思维，在一个由不同个体所构成的群体内，经济演化是通过两种机制得到说明的。第一种是多样性增加机制，它是由不同个体永无止境的创新行为所带来的；第二种机制是多样性减少机制，创新会导致不同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不同创新在扩散过程中在群体中被采纳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随着主导设计的出现，多样性的增长会受到阻止，甚至被侵蚀。这与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看作是对同质化的个体分析单位进行生产函数“加总”的方法存在很大差别。

（三）路径依赖、动态报酬递增、结构变化与制度演化

演化经济学在历史时间框架内分析增长现象，在对技术史的有趣考察中，发现了技术创新中路径依赖的广泛存在，即偶然的历史事件可能会给某种劣势技术一种初始优势，从而导致该技术尽管最初不是最优的，但却可以在干中学、用中学的过程中获得滚雪球式动态报酬递增效应，最终发展成为主导设计。创新的意义不能仅仅用增长就可以得到完整说明，创新必然引起经济结构变化，即质变，也就是发展，从而将增长理论与发展理论融为一体。在经济增长的演化过程中，技术、企业和产业结构以及支撑性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协同演化的动态关系，充满着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锁定。经济社会在技术—制度的协同演化中走向非均衡、非最优的演化过程。

（四）学习、资源创造与国家创新体系

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和充满不确定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因此精确预测某种科技政策的效果是很难的，但政府并非在经济增长政策上无所作为。演化经济学创新体系内部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作为创新政策的基本考虑，提出国家（或区域）创新体系概念，认为政府不仅要加强对大学基础研究和企业应用研究的各种财税补贴，也要加强生产商、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垂直联系和交互作用，还要协调包括贸易、金融、育等不同层面的政策使之相互配合。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其自身特点，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因时因势而定。

演化增长理论的贡献

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看来，演化增长理论的提出能够解释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解释的事实，并具有自身的理论优势，它的产生给一直争吵不休的增长经济学的论坛上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归结起来，演化增长理论对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

首先，它把微观过程与宏观现象结合起来。演化增长理论把微观过程作为基础，而把宏观过程作为总体。这意味着宏观现象只是作为微观现象运动的结果，微观现象对解释总的宏观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微观现象的强调使演化增长理论更现实地处理结构变革过程这一类新古典主义难以解决的问题。按照Nelson的说法，正规的经济模型应该是过程模型。均衡应该定义为或者分析为过程中的稳态或者过程推动系统的状态。l1wai(2000)沿着这样的思路所作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只有技术状态维持一种非均衡的状态，经济将保持产生正的利润。反过来，由于持续的技术创新，将导致经济的非均衡，这正是Nelson Winter模型的意义所在。

其次，演化增长理论克服了正统理论单一生产函数的限制，通过使用一种演化的里昂惕夫技术，采取了一种微观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企业和行业的差异性，而新古典增长理论把经济在整体上看作是同质的，它假设每个行业在生产率增长上都会经历相同的变化，而未能看到一个行业的生产率增长仅仅按照它在总行业中所占的比重来影响平均生产率的增长。

其三，演化增长理论在行为决策上更具现实性。在解释公司决策过程中演化分析采纳了一种更接近实际的行为方法。按照这一观点，厂商把环境刺激与公司反映联系起来，根据可观察的“大拇指规则”作出他们的决策。这就决定了演化增长理论比新古典增长理论提出更具有现实性的增长理论的新理论架构。当考虑厂商运行的高度不确定性环境时，行为方法的采纳也加强了演化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厂商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在搜寻中不断试错，追求满意利润的过程。

其四，演化增长理论引进了一个“动态竞争”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它能解释厂商演化的竞争优势，而并不依赖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分析方法。后者把竞争作为环境的前提条件，在那里，假设环境是竞争或接近于竞争，没有相对竞争的转移。相反，按照演化经济学的观点，竞争是厂商以及其他厂商反馈的追求策略所作的持续变化。因而这种分析更具有现实说服力。

其五，演化增长理论关于厂商技术的论述更具现实性。对“技术”黑箱的解剖比新古典主义更具有说服力。在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看来，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表现为曲线向上移动。但演化增长理论认为，经济中技术变迁并非如此，经济增长纯粹是一个技术的选择过程。不同厂商的生产技术是不同的。在市场赢利的竞争下，企业响应不同的技术赢利性而将劣势技术驱出市场。

其六，技术知识的私有与公有。在演化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的专有性方面已被看作理解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专有技术的随机创新在厂商及其总体的行业水平上产生了增长率的差异性。新古典增长理论认识到市场的不完全性、从R&D投资或从教育产生的外部性(Lueas，1988)、规模经济所产生的溢出效应(Romer，1986)，技术专有性等是评价性理论发展的结果。但前者比后者更具现实性。近年来，演化分析的兴起促进了在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中新熊彼特模型的广泛使用。它比以前的增长模型具有更接近现实的假设。一如Aghion和Howitt的模型(1992)把技术进步当作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这间接说明了新古典学派对演化经济学的肯定。就新古典主义而言，尽管吸收了演化经济学的诸多思想，并试图局部地矫正其正统增长理论的局限性，但因为它太倚重于传统的新古典假设，如依赖于理性预期、完全信息、忽视制度和交易费用等，因而在理论运用中仍然受到较大的限制。

参考文献

1.0 1.1 任力.演化增长理论的演变超越与贡献.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2(18)

崔学锋.现代演化增长理论的兴起、现状与未来.理论经济研究,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