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2000年前辉煌朝代的奥秘与传奇

古代2000多年前中国人提出什么张衡提出什么？

　为了探明自然界的奥秘，年轻的张衡常常一个人关在书房里读书、研究，还常常站在天文台上观察日月星辰。他想，如果能制造出一种仪器，能够上观天，下察地，预报自然界将要发生的情况，这对人们预防灾害，揭穿那些荒诞的迷信鬼话，该是多么好啊！

于是，张衡把从书本中和观察到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开始了试制“观天察地”仪器的工作。他把研究的心得先写成一本书，叫做《灵宪》。在这本书里，他告诉人们：天是球型的，像个鸡蛋，天就像鸡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地就像蛋黄，就叫做“浑天说”。

接着，张衡根据这种“浑天说”的理论，开始设计、制造仪器了。不知经过多少个风雨晨昏，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浑天仪诞生了。这个大铜球很像今天的地球仪，它装在一个倾斜的轴上，利用水力转动，它转动一周的速度恰好和地球自转一周的速度相等。而且在这个人造的天体上，可以准确地看到太空中的星象。张衡说：“天上的星星，能见的共有二千五百颗，但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却只有一百二十颗。”

后来，张衡经过努力钻研，又发明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能预报地震的仪器－－地动仪。这个地动仪也是钢铸造的，形状像个酒坛子，四周铸着八条龙，每条龙口里含着一个小铜球。只要哪一条龙口中的铜球吐了出来，就预示着那个方向发生地震了。测试非常灵验，没有一次不准。

张衡在科学上的创造发明是伟大的，这是由于他从小就爱科学，勤奋地学习钻研和不懈地观察实验，而且能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通过自己刻苦研究、创造才获得的。

我国著名的六朝古都

南京：华夏大地的六朝古都及其辉煌历史

南京，这座中国著名的古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底蕴，被誉为“六朝古都”。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六朝在南京建都的奥秘和丰富历史。

一、孙吴政权的奠基

南京的建都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早在孙权割据江东之时，刘备派诸葛亮过江，被建业地区的山川形势所吸引，盛赞此地为“虎踞龙蟠”。孙权以此地为根据地，称帝后正式定都建业。除孙皓短暂迁都武昌外，孙吴的首都一直在建业，奠定了南京作为古都的基础。

二、东晋与刘宋的辉煌

西晋末年，司马睿移镇建业，后因避讳而改南京城名为建康。316年西晋灭旁洞亡后，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朝，史称东晋。此后，刘裕建立的刘宋王朝也以建康为都城。这些王朝不仅丰富了南京的文化内涵，也进一步巩固了南京作为古都的地位。

三、南齐、萧梁与陈朝的崛起

南京见证了南齐、萧梁和陈朝的建立与发运碧枯展。南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废黜刘宋最后一个皇帝，建立南齐王朝；萧衍建立的萧梁王朝以及陈霸先建立的陈朝，均以建康为首都。这些王朝的历史为南京注入了更多的文化活力。

四、其他王朝的贡献

除了上述六朝，南京还经历了其他多个王朝的更迭。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明朝初期的明朝、太平天国以及中华民国等，均以南京为都城。这些王朝的历史也为南京这座古都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五、结语

提及南京，我们常称之为“六朝古都”，但这只是南京丰富的历史的一部分。实际上，南京的建都历史远不止这六个朝代。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明朝以及中华民国等都在南京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此外，杨吴政权等其他小政权也为南京的历史添上了浓厚的一笔。不过，由于历史记载的不完整和一些小政权的短暂性，我们一般只提及主要的六朝。但无论如何，南京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它是中国的重要古都之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三朝五门：明代与清代有何区别？

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三朝五门的秘密

在古代中国的皇家建筑布局中，"三朝五门"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内涵。首先，让我们来理解这"五门"的奥秘，它们通常指的是皋门、雉门、库门、应门和路门，这一系列门楼不仅是进出的通道，更是权力与礼仪的象征。

在紫禁城的宏伟布局中，明代的象征性建筑与三朝五门对应着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以及太和门。其中，天安门作为外朝的起点，标志着朝廷的正式入口，而午门以内则是治朝的中心地带。

然而，到了清代，这一格局有所变化。康熙皇帝时期，常朝的举行地点从太和门移至乾清门，这标志着清代五门的新格局——从天安门起，依次是端门、午门、太和门和乾清门，每个门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和皇家仪式的象征意义。

每一道门背后，都是历史的沉淀和变迁，它们见证了无数朝代兴衰更替的故事。通过这些门楼，我们可以窥见古代中国的政治智慧与皇家威严。至此，对三朝五门的探寻告一段落，希望能为你揭示这历史建筑中的文化瑰宝。

公元纪年法

揭开历史的篇章：公元纪年法的奥秘与演变</

公元纪年法，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标记，而是时间的纽带，将人类历史编织成一条绵延不绝的长河。它始于一个传奇的时刻——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公元元年，大约对应于中国西汉末年的动荡时期，王莽篡位的特殊时刻。如今，我们身处公元2022年，这个数字象征着两千零二十二年的历史深度。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元年的到来并非突兀，前一年是公元前一年，随后是公元前二年，逐年递减，直至追溯至那个遥远的上古时代，夏朝的诞生，定格在公元前2070年。

民国纪年的革新</

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辛亥革命的烽火为时间带来了新的篇章。1912年，这一年的到来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那就是民国元年，民国纪年法自此成为中华大地上的又一重要纪年体系，承载着近代中国的变革与希望。

神秘的天干地支：古老历法的瑰宝</

相较于公元纪年，天干地支纪年法则像是历史的密码，深藏玄机。尽管我还未能完全解读这古老的历法体系，但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值得我们去探索和了解。它的神秘面纱下，隐藏着时间的流转和宇宙的韵律，等待着我们去揭开。

古王朝的年号纪年：历史的印记</

在古代，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更迭都伴随着一个独特的年号，它是帝王权力的象征，也是历史的标签。年号纪年法将每一个君主的统治时期凝固成一个具体的名称，让后人能够清晰地追踪历史的脉络。

每一种纪年法，都是时间的桥梁，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让我们在穿越时空的旅途中，对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敬畏。通过这些纪年方式，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的脉搏，感受时间的韵律，以及文明的延续。

洛阳为何有近三千年的历史

沿黄河东去，在大河南岸，洛水之阳的平原上有座被称为十三朝古都的大城，这便是洛阳。四水穿流而过，蓝天白云覆盖巍巍古城。

殷、商两代，屡屡迁都，传说中的都邑于今何在，至今也不能尽数说得明白。迁都的原因一是要化解统治者上层的尖锐矛盾。新王往往借迁都压抑旧势力，稳固和张扬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当时经济水平的低下。一个地方长久做为都邑，使脆弱的农业经不起社会特别是统治者无休止的索取，因此不得不迁新都，以便社会经济活动的顺利展开。然而，当时的条件又不允许大规模长途迁徙，所以，都邑搬来搬去，都是在安阳、洛阳附近游弋，离不开这肥沃的中原。于是，如今的洛阳一带，处处尘土掩坍殿，夜夜星月照圮城，遗迹遍地，蔚为壮观。新建的商城博物馆更将地下的珍宝陈列在眼前，令人痴迷。那青铜、陶瓷文化的彩光，让古老的商朝活跃在现代人之前。当然，如何把考古的成就与今人素质的提高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融为一体而超越经济的篱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商纣王的朝代为周武王消灭，周原是黄帝的后裔起于陕西咸阳附近的岐山，姬姓。公元前1027年，武王伐纣，建周朝，定都镐京，史称西周。当时，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却在洛阳，使洛阳成为西周王朝的陪都，名为东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为避犬戎之乱迁都洛阳，史称“东周”。

东周的洛邑，是当时世界的名都，真正是富冠海内，令人永久敬仰的古代哲学家老子曾为商邑国家图书档案典籍馆馆长（守藏室吏、柱下史）孔子千里投学向老子求教于苌弘，至今洛阳老城东关大街还有一道“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碑”。一位当时名满天下的教育家、哲学家，肯于殚精竭力步行千里来问学，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这通碑在泼向孔子的污水中兀立，很有点“水落石出”的意味，证实了一位平凡的伟人是经得住历史的说三道四的。战国时合纵家苏秦生于洛阳东南太平庄，这位靠智慧与口才、胆略吃饭的人物，颇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代表。智识者要依靠权贵的权力，权贵者也靠智识者的知识。智囊团和杰出的谋略幕僚在政治的风云中从来是不可或缺的。只要这智谋者是为民为国的，他们都可以在时代的浪涛中游泳。当然，也要有权贵者的肚量气度与魄力，能用人，敢用人，会用人，否则，智者还没游泳就会被权力的浪涛淹没。所以唐朝诗人贾岛路过苏秦墓时感慨万端，写下一首颇为凄凉的诗，“沙埋古篆拆碑文，六国兴亡事系君；今日凄凉无说处，乱山秋尽有寒云。”

秦始皇统一中原，划天下为四十郡，洛阳称三川郡。吕不韦曾被封为文信侯，食十万户，他的封地就是洛阳这地方。

洛阳文化的发达，当在东汉以后，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天下大乱，群雄蜂起。刘秀乘机起兵，统一全国，建都于洛阳，史称“东汉”。那时，洛阳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国立最高学府--太学，学生曾达到3万余人，很像今天的一座大学。考古发现这座太学的规模令人瞠目。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立。孙权杀死了关羽，把“关老爷”的头送给在洛阳的曹操。曹操的气量要比传说中的大许多，他以王侯之礼葬关羽首级，明代又修建墓宇，称之为关林，今天成了旅游之地。凭吊古迹，你会觉得舆论的力量有时真也大得很，竟将一位俊杰曹操说成白脸的奸雄。而在历史上并没什么了不起作为的关羽却成了享尽尊荣的“武帝”，这奥妙够好好研究一番的。“关羽崇拜”这一横跨中华民族各支系，竖穿历史千数年的人文现象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课题。

曹操死后，魏建都洛阳。晋也在此建都。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据说构思十年，一朝问世，竞相传抄，于是留下“洛阳低贵”的美谈。西晋陈寿在洛阳写出《三国志》，张华写出《博物志》。西晋之后的北魏也建都于此，北魏的龙门石窟也是使洛阳一带昂首挺胸的文化瑰宝。

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在洛阳另建新都。他的儿子隋炀帝则以洛阳为中心，修了一道南达杭州，北抵涿郡（北京）的大运河，一路烟波浩淼，长达2000余里，虽有劳民伤财之过，却也留下了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世上罕见的大工程。如今，南运河有舟楫之便，灌溉之功；北运河却未能通航，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从北京登舟，游览两岸风光，直抵苏杭，那时候，我们或许会更全面地理解暴君隋炀帝。

大唐以来，洛阳地位渐次低落。但武则天这位历史上杰出的女性却格外看重洛阳。她取得政权后，将洛阳立为“佛都”，常常“临幸”洛阳，写诗著文，她曾有诗描写嵩山，说“刀刃高崖藏日色，千寻幽间浴云衣”，大约唐朝诗风劲吹，使得这位才女也下笔不凡，绝不像今天的影视剧里描写的那样，只是个色迷迷专横跋扈的女皇帝。武则天死在洛阳上阳宫，时年82岁。她与高宗合葬于陕西乾陵，那无字的石碑让她永久地招人议论。洛阳自然是唐朝诗人歌咏之地，有西域血统的白居易甚至定居在此，终老一生，留下他的墓与诗一道让人凭吊与品味。

唐后的几个小朝廷，也有的建都于此，但都不如宋朝的开国之君赵匡胤，更有影响于洛阳，因为有传说他是洛阳夹马营人。（又一说其为涿郡人）北宋许多重臣，如吕蒙正、司马光、文彦博、富弼、欧阳修等大多终老洛阳，大约是欣赏洛阳的牡丹。

从洛阳到开封，我们进入了黄河文明的又一高峰，黄河文明经历了关中文明和伊洛文明，在黄河上游、中游孕育、发展，以凝重、粗犷、浑厚，豪放的风格，创造了汉唐文明的高峰。当黄河文明的中心移到中原地带之后，广阔无垠的沃野又为黄河文明增添了妩媚雅逸的色彩，以开封为中心的东京文明成为汪洋恣肆的市民文化的开端，也完成了汉唐以来中外文化交融的过程，使东京文明成为黄河文明的第三个高峰，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东京文明的辉煌期是在北宋（公元960-1126）作为中原统一王朝大宋的国都，东京汴梁（开封）是那个时期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人口竟达150万人以上，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不小的数字。

开封又名汴梁，还有过启封、大梁、浚仪、东京、汴京、祥符等名称。开封有久远的历史，它附近也有早期文明的遗址。

开封形成城市大约在西周的时代，传说是周文王之子毕公高所筑。春秋时郑庄公（前743-701年）命大臣郑邴筑“仓城”位置在今开封城南，定名为启封。这是开封建城的信史，后来，汉代为避景帝刘启之讳，将启封改为开封，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

战国时代，原在山西安邑建都的魏国，为避强秦，于公元前364年迁都大梁（即今之开封）从此开始了开封作为名都的历史。

大梁时代，开封与齐都临淄，赵都邯郸、楚都郢都、秦都咸阳等齐名，梁惠王招贤纳士，锐意进取，使大梁城内商贾云集，东毂相接，经济相当繁荣。

亚圣孟子曾在大梁对梁惠王宣讲仁义王政，“王顾左右而言它”，不愿听亚圣的意见，于是“顾左右而言它”，便成了流行至今的成语，但这并不能减弱孟子的光荣。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那时的信陵君府是座阔大的宅邸。130多年的魏都大梁，已经有了很像样子的大梁文化。可惜，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攻魏决河水以灌大梁，使战国名城毁于洪水，大梁城的遗迹仅有梁惠王的坟冢默默地矗立荒野，这是开封第一次遭黄河灭顶之灾。

从那时起，悠悠数千年，开封度过了最沉闷无奈的岁月，公元前168年，西汉文帝封子刘武为梁孝王，开封曾有过一度发展，梁孝王修筑的梁国算是那时的一个杰作。汉代大文学家枚乘和风流倜傥的司马相如曾在这里流连赋诗，也算是开封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魏晋时期，曹操主要在洛阳一带活动，但他大开汴河以通江淮，使漕运通畅，也给开封地区位置的提升创造了条件。南北朝时期佛教大炽，开封地区寺院众多，佛事不断，大相国寺就建于那个时代，至今成为开封城的象征性建筑之一。

开封真正的勃兴是在北宋年间。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开封城北40里的陈桥驿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兵不血刃就改朝换代的事变。宋朝定都东京，在开封府下又设祥符县治，于是一城内一府一县的格局一直沿袭至民国初年。经宋太祖、太宗两世皇帝的努力，天下大乱的局面得以结束。中原统一升平，商品经济获得极大发展，东京成为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名城。稠密的人口使市场愈加繁荣，汉唐以来的都市坊市制被打破，而且战乱既久民心思和，加上统治者的倡导，北宋的民风为之一变，使活泼恣肆、浓歌艳舞、竞富斗奢成为一时之尚。开封城内勾栏瓦舍等游艺场所如春笋遍地，商铺店号、酒楼饭庄林立于长街短巷，处处罗绮，天天飘香。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或流连花衢柳巷，或弦歌在茶坊酒肆，就是一般市民也醉心于安泰与欢乐。这种活泼的市民文化由此开端到明代而渐入高潮，从《水浒》到《金瓶梅》、《红楼梦》都可窥到这种市民文化的端倪。

开封，水网如织，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河贯城。桥路遍布城中，舟楫往还市内。不仅使大宋与吴、蜀、晋、齐海内四方交通商贾，而且与海外异邦商人、使节、宗教界人士礼尚往来。北宋的东京是一个开放性的世界商业大都会。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太平盛世东京城内水陆商业生活的真实写照。那无言的画面直到今天还仿佛缕缕不绝地倾诉往昔的繁盛。由此，还可知道，北宋的造船、造桥技术在当时执世界之牛耳，《清明上河图》中的几座拱桥，是令人瞠目的写照，而今日被福建省博物馆展示的北宋商船更令人叫绝，那时已经盛行隔水密舱技术，而西方学会这一技术则在800年以后。

对世界人类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中国四大发明，除造纸一项外，其余三项都在北宋破土而出，那时，中外交通，已由汉唐时代的陆上丝绸之路转向东南的海路，北宋的船队开始装备指南针（罗盘）驶向了广阔的海洋。火药的出现，使得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拥有热兵器的国度，除了燃放色彩绚丽的礼花之外，宋朝已经有了火炮，《水浒》 中梁山泊义军攻城拔寨施放火炮，那位能工巧匠“轰天雷”，燃放的绝不会是“二踢脚”。活字印刷使经文、著述得以保存流布，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北宋商人使用的全世界最早的有价证券“交子”，说不定就是活字印刷在纸或帛上的流通货币。

北宋执行相对宽容大度的政策，订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体系，又实行科举考试，施行“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英国将它的考试及文官制度全盘照抄以至于今，而其它国家又从英国转抄而去。

北宋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使北宋成为汉唐的以来又一个璀璨的文明高峰。深邃精妙的哲学，风采灼灼的文学，通达厚重的史学，相互促进的宗教，在一种大度宽载的气氛中得到发挥。有宋一代文化上的雍容博大又婉雅俊逸的特色让今人犹自称羡不已。那一颗颗使明星暗淡的名字，同汉唐以来的俊杰一样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曾巩、周敦颐、晏殊、梅尧臣、柳永、李清照、米芾、张择端、沈括、程颐、程灏 、包拯、寇准等等各自给中华文明的宝库刻下自己的印痕，北宋东京文明是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峰。

然而，北宋科学、经济、文化的繁荣无助于它的军事，由于开封地处平原无险可据，东京城内数十万大军的长期驻扎也消耗了王朝的元气，更重要的是统治阶级的腐败与政治上的无能，使得北宋呈现出某种“假态的繁盛”颇有泡沫化的意味，公元1126年，北方女真族（金人）的铁骑横扫中原，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渡黄河，占东京，使一代天朝大宋，顷刻间崩溃，宋钦宗，宋徽宗被掳为战俘，王室还美其名曰，“二王北狩”。名都化为瓦砾，风流付诸黄河，只有北宋的皇陵如今还在山河之间沉思。

黄河曾创造了关中、然而，黄水无辜，那些被荡涤了的文明，是人祸的产物。一个文明的兴衰除了自然地理环境的因素，还要视人的因素是否适应和促进主流文明的发展。与北宋辉煌的文明相对应的欧洲，当时正卷入狂热的十字军团东征之中，从地中海东岸到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都在颤抖呻吟，无数人类文明的杰作毁于战火，有的从兹断落，这正是号称“文明”者以残暴和野蛮毁灭文明的例证，而在此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的崩坍，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统治者无穷无尽的贪婪与腐败。

今日的开封步入了新的时代，一个可以予见的璀璨的前景正摆在眼前。然而，倘把开封做为寻古鉴今的好课堂，也是当前重要的课题。从那些荒丘古墓上，从那些漫漫黄沙中，我们探索汴京的沧桑和奥秘，我们求得黄河水患与水利的规律，我们求索时代兴衰更迭的秘密从而让我们能对黄河文明由始至今的发展找出清晰的脉络，得出明确的认识，而为今日与以后的发展树立参照物，则开封的功绩更会卓著。

走过秦川八百里

黄河流域的文明，在古代和中世纪曾经有过三个高峰。依照顺序，便是关中文明、伊洛文明和东京文明。分别以咸阳、长安和洛阳以及开封为代表，经历了自夏商周秦汉唐宋以至明清的数千年岁月。

所谓关中文明是指以咸阳、长安（今西安）为中心的秦川八百里地区的文明发展。这个地区东有幽谷关（东汉后被潼关取代）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居四关之内，故称关中。不过这是战国之后的称谓，因为居四关之首的幽谷关是秦国设置的。关中地区实际是指以长安为中心的渭河平原。

渭河横贯关中，东流潼关而入黄河，是我们母亲河的重要支流，滋润了八百里沃土。滑水与泾、 、灞、沣、 、 、涝八水环绕长安滋润了一方膏腴之地。而关中之南的秦岭又是我国南北气候地域的分界，岭南气候温和，雨水丰沛，岭北四季分明。为秦岭中的一段，名曰华山是五岳之一，险峻雄奇名贯天下。这样一片凭山靠水的沃野，自然是古代先民生息的好地方，是中世纪王朝建都据守的宝地，关中文明成为黄河流域的第一个文明高峰就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早在约80万年以前，这里就有蓝田人，生息劳作，他们粗糙的石器和木棒做为文化遗存，述说着这块土地上人类进化的历史；7000年前，黄河岸边也活跃着一支母系氏族公社的先民，这就是“半坡人”，他们那规模宏大，布局有序的村落遗址和生活生产劳作的遗存，都证明了他们的智慧与灵巧，他们的文明程度令后人瞠目。而5000年前的黄帝、炎帝与蚩尤的传说，更让我们仰视这些英雄的先辈，奉上永恒的虔敬。

黄帝姓姬，号轩辕氏或有熊氏，起于陕西北部，后在关中一带活动，最后达于今河北涿州。炎帝发祥于关中，后达于山东。而山东地区有东夷部落，其首领之一便是蚩尤。涿鹿之战，蚩尤战死，炎黄部落联盟统一了中原。后来，传说天降黄龙传天帝御旨，要已经118岁的黄帝归天，于是黄帝骑上龙背飞升。行到故乡一带，黄帝要向父老乡亲告别，百姓围住黄帝，哀求他不要走，奈何天命难违，黄帝又重登龙背飞天而去，百姓只拽下了黄帝的衣襟，抖落了他的冠，于是起衣冠冢于黄帝飞天之地桥山，而称黄帝陵。桥山位于黄陵县北，距县城约1公里，令人称奇的是四周黄土山岭都是童山，光秃秃的，惟有桥山古树参天，柏木森森，令人不免神飞遐想，或许真有黄帝，他的生命力真个永葆青春，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祭黄帝陵，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出于《史记》。汉武帝北巡朔方凯旋长安时曾于桥山祭黄帝之陵，距今已有两千年了。今天，祭黄帝陵是华夏子孙，地无分南北，人无论何族共同维系同胞之情的象征性仪式，其庄严与神圣的内涵早已越过时空。

关中文明的初始当是周部落的兴起。周族是黄帝的后裔，姬姓，起于岐山周原。大约在公元前1136年，周文王姬昌消灭了商的属国崇国，由此东进，在沣河西岸建立了丰京。这是关中地区的第一个部城。后来，周武王姬发继承文王未偿之宿愿，准备大举灭商。为了能容纳四方盟友，又在沣水东岸建立了镐京与丰京隔岸相望，这是中国第一座双子城；丰镐。武王由此出发，在姜尚（姜子牙）等人协助下，攻陷朝歌灭掉商朝，建立了强大的西周。

丰镐存在了约3000年，大约毁于犬戎的入侵。周武王为求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就产生在此时。周平王为逃犬戎而迁都洛阳，名曰东周，周朝已名存实亡，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时关中地区兴起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励精图治，国力大增，逐步吞并齐楚燕韩赵魏六国而统一中原。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中央集奴制国家，自称始皇帝。他建都咸阳， 使关中文明步入了一个辉煌期。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一个雄杰，他生于公元前259年，13岁践登王位，22岁亲理朝政，38岁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古一帝。他开创了两千多年的中世纪封建王朝法统，直至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才推翻帝制，创立共和。他平息朝廷内部叛乱，执掌军国大权，兵扫六合，威加海内，远交近攻，统一中原；又统一法律，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长城，筑驰道、开沟洫，拓疆土，建立中央集权政府，设立三公九卿，而于地方建立郡县制，这种格局的遗留今天依稀存在。他巩固民族团结建立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功勋是辉煌而卓著的，他的残暴与专横也罄竹难书。但是，作为一代英杰，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秦都咸阳，又称渭城，唐人王维的诗句：“渭城朝雨悒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将它的美名传扬至今。秦代，咸阳城里大修宫殿，原有的咸阳宫（荆轲刺秦王的悲壮故事就发生在此）已不能令秦王满意，为了显示兵扫六合的伟业，每消灭一个诸侯国，便仿建该国风格的宫殿。因此有了六国宫殿，六国既灭，始皇又在渭河之南修建信宫，扩大上林苑，更修建了名垂史册的阿房宫，豪华壮丽。又迁六国贵族及富豪12万户入咸阳，使咸阳人口骤增至百万人之多，于是秦人之名远达四海，今天还有外国语言以“秦人”称谓中国人，以秦作为中国的代称。

可惜，秦朝暴政，二世而亡，项羽的军队攻进咸阳，一把火烧毁了秦都，大火三月才止，壮丽的阿房宫就成了一片历史的旧梦，永远无法再现于世上。修建了二十九年的始皇陵也遭焚烧，至今成了难以解开的谜底。不过1974年和1976年发掘的秦始皇兵马俑坑还是震撼了世界，被称作世界第八奇迹。两千多年前掩埋的那威武雄壮的战阵，不但是研究秦代强大的军队和发达的军事科学的实物，而且每一座陶俑，战车，战马都是极有价值的艺术品，从那些无言而又英武豪迈的兵俑身上，我们看到了秦代那粗犷雄健的风气，体会到秦始皇那千古一帝的霸气，越过数千年风雨，这雄浑的阳刚之气正应当是我们迈进新时代的民族气魄。

秦都咸阳在大火中崩坍，取得政权的刘邦听从谋士的意见，选择了被山带河、土地肥沃、易守难攻、物产丰富的关中做都城，修建未央宫。于公元前200年，未央宫初成之时，迁都长安。长安先有王宫后建城墙。因为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抚恤政策，所以长安城墙修了五年（前194-前190年）才算完工。城墙既成，城市建筑也有了格局，以王宫为中心，建立市场、作坊和居住区，虽有东西两市作为商业活动的场所，但基本上是王都，政治、军事的中心。

汉代“独尊儒术，置罢百家”。提出这主张的董仲舒更提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是长安城里建起最高学府，太学，设置五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

董仲舒所独尊的儒术，是经过他改造的“新儒学”，他一面推崇孔子的“尊王”主张，提出诸侯不得擅权，一切服从朝廷，而皇帝又是天意的体现，他把君权，神权（天）、父权、夫权串在一起，提出“天人感应”说。天意授予皇帝，皇帝体现天意，神圣不可侵犯。他提出“三纲五常”实际上是一切服从皇帝。他宣扬“人性论”主张对百姓不仅要“正法度”，还要行“德教”，使人人德行高尚，心悦诚服地恭顺天子。他的这些主张，自然符合汉武帝的需要。汉初，本来实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但要进行开拓性的统治，稳固中央集权，显然要有另一种政治哲学。董仲舒的新儒学正是这种政治需求的产物。毫无疑问，董仲舒的学说对汉朝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他对孔子学说的改造特别是“三纲五常”说的确立也给孔子学说蒙上了灰尘。太学的设立无疑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汉代也建图书馆，重史学，文化的发展与农业的进步使得汉代有一种浩大宏阔的风度。

汉代同周边的民族争战不已。与匈奴的战争持续了多年，著名的将军霍去病，24岁暴病身亡，汉武帝异常悲痛，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他的墓，后来成为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之一。他墓前的石刻碑像，特别是马踏匈奴雕像是汉代美学浑朴风格的代表，永远值得人们参观。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倒行逆施，激起四方的反抗。刘秀中兴，建都洛阳，史称东汉。长安失去都城的地位。东汉末年，汉献帝又迁都长安。统治阶级内乱不止，长安城遭到空前浩劫。

南北朝时代，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都曾在长安建都。但这些如过眼烟云般的小王朝并没给长安带来兴盛，长安的文明经隋代的再造，步入了再次复兴的阶段。一直到唐朝建都长安，长安才真正进入了它历史最辉煌的阶段。

唐代的长安依隋朝的格局为蓝本，建起规模宏大的城市，其郭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几乎是今天西安城的七倍。

唐朝是封建王朝的鼎盛期，军事强大，经济发达，交通四海，连接八方，文化、艺术、工艺无不繁荣，中外文化的融合为世界之冠。仅以宗教而言，东汉时开始传入中国的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都在大唐立脚。尤其佛教，经隋代六世祖慧能的改造已经彻底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三大支柱之一。寺庙遍长安、佛塔接白云，武则天对佛教更情有独钟，一生与寺庙结下不解之缘。

1984年4月，因重修法门寺宝塔，而发现法门寺地宫。被掩埋了1100多年的大唐的辉煌重现在人们眼前。地宫里藏的真身佛骨舍利和奇珍异宝让人们思考许多问题。不仅弄清了佛学东渐的历史，确定了法门寺佛教密宗中心道场的地位，而且证实了佛学上许多理论于实践上的问题。此外，许多具体的学科如纺织、瓷器、金、玉工艺、玻璃、茶道等等，在大唐的发展水平都有了可以供研究的实物。同时，也是中唐向晚唐过渡阶段历史最实在的写照。我们今人很难想象的唐代的辉煌都在地宫里一一展现。无疑使一门新的学科“法门学”的诞生成为现实。

唐文化的光芒因这一活标本的问世而震惊世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唐代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文化交流的中心。

自汉以来开辟的丝绸之路，沿着黄河，经过戈壁，一路驼铃叮当，在大唐的上空响个不停。

黄河入海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冲积平原，黄河三角洲的名字正愈益响亮。这是一个年年增长土地的地方，黄河平均每年为东营市增加23.6平方公里的肥沃的处女地，海岸线每年平均向外延伸0.15公里。一个有丰富石油资源和现代农业的海口城市，共和国最年轻的新城市东营市正以美丽、繁荣的面貌在黄河三角洲上兴起，到东营一游，你会对新的生活充满无限的信心。

纵观黄河150万年和5464公里的时空流动，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从黄河上游的蓝田人--我国最早的直立人，到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存，证明黄河全流域是中华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同其它地域文化，互相影响互相融汇形成统一的中华文明的故乡。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

第二、从炎黄，蚩尤的传说到二里头文化所发掘出的夏文明；从夏商周以至北宋，历代大小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时间长达3000年以上，说明黄河流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第三、黄河乃黄金之河。全流域水土资源丰富，光照充足，雨热同期（雨季正值植物的生长期），是农业的生产基地，同时又兼渔猎之便，具有多种生态因子，不是只有灌溉农业一种手段。因此中华文明虽历经风雨却始终在大河上下生生不息；

第四、黄河兼有水利之便。河水通大海，河岸也是陆上较为便利的通道。同时黄河自古至今都是联系地域文化的走道，也是通向外部世界的通途。那种认为“**文明”，封闭保守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第五、黄河虽历七次大的改道，黄水泛滥，祸及百姓，但也年年造田，祸福相当，至今经东营入海，或是黄河最佳的选择，已历百余年而无大灾。在同黄河泛滥的搏斗中，我们积累了经验、教训，灵魂也受到铸造。黄河的气势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第六、黄河全流域，水能理论蕴藏量4000余万千瓦，可开发利用的水利资源2800万千瓦，居全国七大河流的第二位。煤炭储量仅山西、内蒙古就占全国的60%以上，石油储量占全国25.6%，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25%左右，这是我们新时代建设事业的物质基础。

黄河由西向东，流入大海，将中华文明的优秀结晶传向世界。外部世界和人类的优秀文明结晶，也被我们伟大的胸怀所接受融合，黄河三角洲正是现代经济由沿海向西推进的过渡带。

黄河在未来的建设事业和新文明的缔造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

我国有世界上没有的万里长城

我国的建筑遗产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万里长城了，它横贯中国北部，绵延数万公里，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勇气的结晶。而埃及的金字塔和英国的巨石阵，则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标志性建筑。虽然长城与金字塔、巨石阵相比，在规模上或许不及，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却是独一无二的。

长城的建设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历经秦、汉、明等朝代的不断修缮与扩建，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壮丽景象。它不仅是一项防御工程，更承载着古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与对和平的渴望。长城蜿蜒曲折，穿越崇山峻岭，展示了古代中国人的建筑智慧与工程技术。而埃及的金字塔与巨石阵，则更侧重于宗教或天文观测功能，它们静默地矗立，诉说着古埃及人和古英国人的神秘传说。

尽管长城无法与金字塔、巨石阵在规模上相提并论，但它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长城见证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它不仅仅是一道防御工事，更是一个文化符号，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与伟大。

与长城相比，埃及的金字塔与巨石阵则是另一种风格的建筑奇观。金字塔作为古埃及法老的陵墓，体现了古埃及人对来世的信仰与追求。巨石阵则被认为是古英国人用来观测天文现象的工具，它凝聚了古文明的智慧，至今仍让人不解其中的奥秘。

长城、金字塔与巨石阵各有特色，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长河中璀璨的建筑瑰宝。长城以其独特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与壮丽。而金字塔与巨石阵，则以其神秘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探寻其背后的故事。

长城的建造不仅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更是一次文化和精神的盛宴。它见证了无数人的辛勤劳作与智慧结晶。长城的存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与毅力，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有关龙的资料与传说

龙文化

在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龙的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

作为龙的传人，不能对中国的龙文化一无所知。不了解龙文化，就无法了解古老的中华文明。龙的原形是什么？龙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形象与文化含意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龙在中国文化中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在远古时代就不断地以不同方式困扰人们，至今也未全部解决，还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这里，我们将追寻龙的踪迹，进入远古的历史和龙的世界，去了解、探索龙的奥秘……

龙的起源：

两千三百年前，一位诗人同时又是哲人的士大夫在洞庭湖畔徘徊。他时而低首思索，时而仰天咏叹。在珠走玉盘级的诗句中，他把积郁在心头的那种疑惑一泻而出：

那远古的初态，是谁传告下来？

天地还未成形，凭什么来考证？

日夜水分，一片黑暗。

有谁能分辨极限？

天气运动，克盈无形。

如何可以识得天地？

禹用应龙。

如何沟通江海？

应龙怎样以尾划地？

江河流向海洋，有何经历？

日光无处不到，

烛龙如何再照？

太阳尚未升起，

神树为何闪耀光华？

这位士大夫就是春秋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

上面的诗句来自他的《天问》。在诗中，屈原一口气提出了百余个问题，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传说，他都大胆地提出了怀疑，自然，“龙”这个神物也没逃脱他那敏锐的目光。因为传说当年大禹治水时，曾有应龙（一种有翼的龙）以尾划地，为禹指出疏导洪水的路线，于是才有后世江河的浩荡。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大诗人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表上后，新党官员们马上从中嗅出了苏轼的不满情绪，他们决定找一个借口，再给苏轼一点颜色。

借口很快找到，这就是苏轼的诗。

诗人的天性是吟颂，无论是欢乐还是愤怒，都可入诗。苏轼的弟弟苏辙知道乃兄的毛病，所以特意告诫他：“北客南来休问讯，西湖虽好莫吟诗。”但苏轼还是借诗抒发胸臆，宣泄胸中的块垒，于是被人抓到把柄。到任三个月后，即被押回乌台（即御史府，宋代纠弹百官的机构）。

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这不过是封建社会千百起文字狱中的一起，但原因较为特别，即因“龙”而起，文字中对“龙”的态度有了问题。因为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又是皇帝的代称，皇帝是“真龙天子”。

在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龙的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

起源--身世之迷

两千三百年前，一位诗人同时又是哲人的士大夫在洞庭湖畔徘徊。他时而低首思索，时而仰天咏叹。在珠走玉盘级的诗句中，他把积郁在心头的那种疑惑一泻而出：

那远古的初态，是谁传告下来？

天地还未成形，凭什么来考证？

日夜水分，一片黑暗。

有谁能分辨极限？

天气运动，克盈无形。

如何可以识得天地？

禹用应龙。

如何沟通江海？

应龙怎样以尾划地？

江河流向海洋，有何经历？

日光无处不到，

烛龙如何再照？

太阳尚未升起，

神树为何闪耀光华？

这位士大夫就是春秋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

上面的诗句来自他的《天问》。在诗中，屈原一口气提出了百余个问题，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传说，他都大胆地提出了怀疑，自然，“龙”这个神物也没逃脱他那敏锐的目光。因为传说当年大禹治水时，曾有应龙（一种有翼的龙）以尾划地，为禹指出疏导洪水的路线，于是才有后世江河的浩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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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发展——气象万千(一)：

龙的图腾形象自商代形成后，随着悠悠岁月的流转，其形象也在变化和发展，政治的兴衰、朝代的更替、人世的沧桑，历史的一流一脉都在龙的形象塑造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商代，龙被作为一种形态怪异的神兽。它那令人可怖的、

幻想的形象给人强烈的神密感和一种狞厉的美，显示出龙有超

越世间的神的权威。商代的龙主要铸造刻饰在青铜礼器上，线

条错落凸突，深沉雄健，再加上青铜礼器那厚重沉稳的造型，

使龙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折射出一种无以言表的宗教理念。

商王朝在公元前11世纪被周王朝取代。周人的原始宗教中，人文的色彩较为浓烈，这是因为周伐商并推翻商王朝的理由是商王朝无德害民，周人是代表天来对商进行惩罚。因周人有“德”，得以配天，夺取了天下。周人打败商人后，不但夺取了体现商人通天权力（实际上是统治权力）的鼎器，而且在新铸的礼器中，突出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据说周人伐商之时，曾有一巨大的赤色的凤，口衔玉硅（也有记载说是口衔丹书）落在周的社庙，代表上天降瑞应给周，所以在周代的礼器上，凤的形象更为突出，龙的形象趋于弱化，甚至在一些图案中，将凤的冠状物安到了龙的头上，龙的体态少了那种张扬和狞厉，失去了商代龙的摄人气势，变得比较平和，更趋于艺术化与图案化。

龙施雨沛

中国龙文化中，龙的另一项功能是司水布雨。南宋诗人陆游所作的《龙湫歌》勾画了湫龙行云施雨的壮观场面：

环湫巨木老不花，渊沉千尺龙所家。

爪痕入木欲数寸，欢者心掉不敢哗。

去年大旱绵千里，禾不立苗麦垂死。

林神社鬼无奈何，老龙欠伸徐一起。

隆隆之雷浩浩风，倒卷江水倾虚空。

鳞间出火作飞电，金蛇夜掣层云中。

明朝父老来赛雨，大巫吹箫小巫舞。

词门人散月娟娟，龙归抱珠湫底眠。

龙何以被当作司云布雨的神灵？这与龙的摹写原型有密切的联系，也与远古的农业经济息息相关。我们知道，龙虽然是由多种动物的形体结合，并经过艺术的夸张和变异而成，但这些动物大都是与水有关，如鱼、鳄、鲵、蛇等，某些与龙的起源有关的自然现象，如云、虹、闪电等，也与水或雨有密切的联系。这样，龙很容易被远古的先民想象为一种下可潜于渊、上可腾于天、行有从云雷电、可影响川泽云雨的神兽。《易经》中就认为云从龙，凤从虎。东汉的学者王充说：“龙听到雷声而起。龙起必有云相伴随，夏季则多有雷雨，龙多登云，乘云雨而行走。”

龙有司水布雨的功能，又是神的助手，因此在上古传说中，龙也成为神与神之间斗争的工具。《山海经》中记载了一则黄帝与蚩尤作战的故事，故事中说蚩尤率军队进攻黄帝，黄帝命令应龙在冀州之野抵抗蚩尤的进攻。应龙受命后用它司水的本领将水蓄积起来，造成缺水，以图阻止敌人。但蚩尤请来风伯和雨神，纵风下雨。黄帝又从上天派下一名称作魃的女神协助应龙，止住了风雨，最后将蚩尤击败。但应龙与魃也无法回到天上，于是地上大旱。

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也有龙的活动。据说大禹治水前，有应龙以尾画地，为禹画出应开挖的浚水导水的水道线路，也有传说说禹治水时疏导河川、挖去山岩，有应龙在前曳尾，有玄龟在后挖泥，当疏导到巫山县时，一条应龙画错了水道，被禹处死。巫县现在仍有错开峡和斩龙台两处地名。

传统中的应龙是一种有翼的龙，颈细腹大，鳞身。脊上有棘礼四肢强健，而且喜欢独处。古人曾有诗咏应龙：“应龙未起时，乃在渊底藏，非云足不踏，举则冲天翔。譬彼野兰草，幽居常独香，清见播四远，万里望芬芳。隐居可颐志，自见焉得彰。”这首诗实际上是借应龙而指人，借题发挥了。

从上述传说中可以看出，布雨还不是应龙所独有的功能，因为蚩尤也请来了正规的神抵——雨师。但应龙有布雨的本事则是无疑的。据说黄帝战胜蚩尤后，由于应龙不能再上天，所以先民们用上造出一条状如应龙的“土龙”，同时施以巫术，才使得上天降下了甘霖。于是以“土龙”呼风唤雨就成了祈雨的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且，虽然上古时代的雨师有多种名目，但随着龙崇拜的普及，其它雨师的形象乃至名称都弱化、模糊了，只有龙的布雨形象日益强化，所以龙也就成了雨师。

龙的司水与布雨形象的鲜明，又与祈雨巫术的发展有关。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国家，在远古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天气的阴晴旱涝、雨雪冰霜都对农业生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农业收成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先民们的命运，所以祈雨就成了最重要的巫术。在上古的祈雨活动中，虽然离不开龙，却不以龙为主角，因为上古时期龙是沟通神与人的工具，是天神的助手，本身还不是神，所以在祈雨巫术中，龙还只是布雨的工具。

那么，上古祈雨是什么样子呢？

据文献记载，上古祈雨巫术主要是焚人祭天。当作牺牲而被焚烧的是两种人：巫和魍。巫在原始宗教中是天神的使者，所以要用火焚死，使其能升天向天神介绍旱情，求天降雨，魍是一种残疾之人，据说身躯矮小、腹部高耸，总是仰面鼻孔朝天。

天哀怜这种人，怕下雨雨水流进魍的鼻孔，所以不肯降雨，造成干旱。这样，魍就成了一名召致旱魔的不祥人。所以要在巫术中焚烧魍，是因为在远古先民看来，既然上天哀怜其病不肯降雨，自然也会哀怜其被焚而降雨人间。在这个仪式中，要使用龙状的祭器和“作土龙”，用龙来通神，求上天降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文明的进步和人文精神的兴起，上古时那种残酷的焚人祭天的祈雨方式有了重要的变化，不再焚人，而改为曝晒。担任祭司的巫和作为牺牲的魍要在炎炎烈日下曝晒数日。但这种作法也已受到怀疑和指责。《礼记》记载说，有一年大旱，鲁穆公召见县子商量。穆公问道：“天久旱不雨，我想准备一场祭天曝晒的仪式，你以为如何？”县子回答说：“天不下雨，您却去曝晒残疾之人，如此施虐，是不可以的呀！”穆公又说：“那么我举行祭天曝巫的仪式是否可以？”县子说：

“靠巫这种愚蠢的妇人来祈天降雨，难道不是自己的疏忽吗？”这段对话显示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是曝晒巫和魍这种求雨巫术也已受到冲击，被视为是虐待和愚人之术。

战国以后，祈雨的仪式更多地转向用龙，并将阴阳五行的内容融进了仪式之中。如在汉代，春旱求雨时，地方官要选择水日祭把社稷山川，不得斩伐山林名木。在城邑的东门外建四通之坛，坛方八尺，周围树立八面黑旗，以水官之神共工为神主。祭祀之时，用八条生鱼和玄酒（一种用来祭祀的清水），并准备清酒和大块的肉脯。用洁净善言的巫人主持祭把，要连续三夭举斋。巫要穿黑色衣，先向神主祭拜，然后念祝词，祝罢再拜。祝词是：“上天生五谷用来养人，现在五谷受到旱灾的危害，难以成熟结出果实。诸神享受清酒与肉脯，拜请神灵降雨。

雨降而大地湿润后，我门就奉献牲物再表感谢。”在水日作一条8丈长的苍龙，置于中央，作7条4丈长的小龙，龙头皆向东方。

各相距8尺。再选小童8人，食斋沐浴3日，穿青衣而肃立。把祭祀土神的“社”与闾外的沟挖通，用5只蛤蟆放在社中央方8尺、深1尺的池内，注以水。然后再准备清酒肉脯，斋戒3日，穿上黑衣向神祝祷。用3岁的公鸡与雄猪，将其作为祭神用的炙肉，在四通神的供室中炙烤。谕令百姓关闭南门，门外放置盛水的容器，开北门，村内放一口雄猪，北门之外的集市里也放置一口雄猪，听到鼓声响起后就炙烤猪尾。间里周围如有未掩埋的骸骨要埋于地下，沟峪有草木壅塞的，用火将柴草烧掉，如河沟已被桥道堵塞，要疏通。求得雨后，向林献一口猪及酒、盐、黍等物。作龙必须要在水日，必须要用洁净的上。还要在庚子日令吏民夫妇同居，以取阴阳调和之意。在汉代的祈雨仪式中，龙的地位与作用已与远古时期有了差别，汉代祈雨用龙，主要的不是用龙来通神乞雨，而是因为龙本身就可以招云，云从龙，有云自然易于降雨。

汉以后，祈雨的仪式复杂化了。这是因为汉之后佛教渐次传入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初具规模。这两种宗教在中国立足后，便成了祈雨活动、特别是民间祈雨活动中的主要角色。但传统的以龙祈雨的方式并没有消失，而是与佛、道的祈雨逐渐结合，不过国家祈雨把典中，还主要地是通过敬天求天神降雨，巫术的成分减少，甚至不再使用巫砚，但以土龙招雨的作法还很常见。隋代专有祈雨的祭坛，当第一次祈雨后不见灵验时，皇帝则下令禁屠、迁走集市，官员不得打伞用扇，让居民造土龙，皇帝自己还要穿素衣，不坐正殿或干脆露天办公，还要减少御膳的数量，撤掉乐队。

唐代除了传统的祈雨仪式外，又出现了画龙祈雨的新花样。唐代民间的祈雨近乎于直接向龙祈求，并保留了巫术的某些形态。据《全唐诗》记载，唐代民间祈雨时，用土填满大瓮，用木制的蜥蜴放人土中，然后用穿青衣的小童手持青竹，围瓮边唱边舞：“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若滂沱，放汝归去。”由于蜥蜴是龙的原型之一，所以在仪式中当了龙的替身，如同用土龙一样。小童且歌且舞，显示出巫的流风余韵。宋代民间祈雨也用此法，不过略有不同，求雨时各街巷以大瓮装满水，上插杨柳枝，将活蜥蜴放入水中，也有青衣小儿环绕而歌。宋代还有一种龙虎祈雨法，用长绳系一虎头骨，投入据称是有龙的水潭之中，使人不断牵动长绳，虎头骨就在水中摇摆不定，于是就会有云起潭中，随之雨降。这种祈雨仪式取的是龙虎相斗之意，引龙出渊，从而降雨。唐宋后，国家的祈雨仪式上常有最高统治者参加，明世宗朱厚璁曾亲到郊坛祈雨，得雨后赋诗：

“烟雨腾腾述苑林，老龙惊起状千寻。

三农此时欢樯秀，百谷成时喜赋吟。

嘘呼还本原阳气，震荡须资雷雨临。

莫谓尔君六事否，且喜思霖抵万金。”

龙在上古时代，具有原始宗教的意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龙的宗教意义淡化，世俗化的趋势加强。但汉以后，龙又重新被注入了宗教的内容，龙也由原来的神兽变成了充分人格化的龙王。

龙的这一身份变化源于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创立。

佛教是公元前五六世纪由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创立的。这个王子就是佛教里所称的释迦牟尼佛祖，也称如来佛。佛教创立后，经西域渐渐传播到中国内地。在传播过程中，为能在中国立足，佛教大幅度地中国化，其中包括对中国传统神柢和巫术的吸收。佛经在传入中国时，也在概念和术语上尽量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

在佛经中，有一个名叫“那迦”的神兽，这种神兽长身无足，在水中称王。实际上，那迦的原型是南亚热带雨林中的蟒蛇。那迦在佛教中是佛的护卫者，按佛经的说法，佛降生后，那迦护卫在佛的左右，吐一温一凉的净水为佛洗浴，并在空中歌舞赞礼，散各种妙花。那迦的数目在佛经中说法不一，有五位、七位、八位、八十一位、一百八十五位等不同说法，每位又有眷属千百。那迦可兴云布雨、决江开渎、致福却灾，居于海川沼渊之中，显然，佛教中的那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佛经转译为中文时，那迦顺理成章地被译为龙，而中国的百姓原本就以龙为神灵，对佛教中的龙也就慨然接受，并以中国文化中的龙来理解佛教中的龙了。

在佛教中，龙是护法八部神抵中的第二位，神通广大，被称为“龙王”。据佛经记载，龙王在居住的海中有庄严华美的宫殿，佛曾到海底龙宫中宣讲佛法。这些内容对中国龙王及龙王传说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提供了素材。

道教形成于东汉未年。它是在中国上古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和升仙思想发展而来。因而，上古的鬼神观念和龙的观念都被道教所摄取。上古神话中龙是通天神兽，是升仙的坐骑，道教对此说全盘继承。道教中的神仙也多以龙为脚力，道教的法术中有一种为“乘峤”，即乘坐神兽飞行于空中，与神仙往来，所乘的神兽有三种，即龙、虎和鹿，分别称为龙峤、虎峤和鹿峤。三种之中，以龙峤为最上，因为龙能上天入地，穿山潜水，能助修炼之人混杳冥而通大道。据道教经典所说，乘龙断者游洞天福地，一切邪魔精怪都不敢侵犯，无论到何地，都会有神祗出迎。早期道教，尽管不否定龙的施云布雨的功能，但为龙所规定的基本职责是供得道仙人驭乘。那么，为何道教后来特别重视龙的施水功能，以致后来也出现了龙主这一“神”呢？这主要是因为早期道教与佛教曾有过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是双方争相拉拢封建君主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就是尽量附和民众心理，取得民众的认同。所以，当佛教关于龙王的内容日益渗入中国文化之中、产生社会影响后，道教也奋起直追，把道教中的龙也附会为王，而且后来居上，名目的繁多超过了佛教，主要有四海龙王，东海敖广、南海敖闰、西海敖钦、北海敖顺；五方龙王：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此外尚有清净、大地、法海，日月、星宿、天宫、龙宫等各种名目的龙王数百位。上古原始宗教中的龙虽有神性，但并不占地一方，但道教的龙则均有守土之责，诸天有龙，四海有龙，五方有龙，三十八山有龙，二十四向有龙，渐至凡有水之处，无论湖海河川．还是渊潭池沼，甚至井、泉之内，莫不有龙王驻在。

由于道教是本土宗教，道教的龙也就更为中国化，比佛教的龙更为世俗，更适合中国民众的心理。道教的龙不但能降雨除旱，而且还可救火，当龙降临时，还可以在祈雨的同时捎带提一些其它方面的要求，如求福、长生、官职、疾病，住宅凶吉等，“无有不吉”，大有包打天下的气概。道教中龙的施雨也更有人情味和传奇色彩。《太平广记？》曾记有一位名叫释玄照的人在嵩山修炼讲法。听众中有三位须发皆白、相貌奇异的老者从无缺席，虚心听讲。一日，三老臾谒见玄照，称三人皆为龙，得闻大道，非常感激，无以为报，请玄照指使。于是玄照说：

“今天下久旱，如能行云致雨，润万物而苏民困，功德非浅。”三老臾回称：“施雨不难，但天帝雨禁森严，擅自行雨，于系非小，恐有杀身之祸。不过有一方法可行，我等闻听少室山处士孙思邈德高望重，仁德无量，其所传《千金翼方》惠济万世，其名已录仙籍。如得孙处士一言相庇，定保我等安然。”于是将相庇之法告诉给玄照。玄照即赴少室山孙思邈处，请庇护三龙，使龙能召云致雨。孙思邈问以何法，玄照答以三龙降雨之后，即避于思邈居室后的池沼中隐蔽。如有异人拘拿三龙，请思邈劝谕释三龙之罪。孙思邈允诺。于是三龙行雨一昼夜，千里雨足。次日，玄照赴孙思邈处，二人对谈之际，忽见一骨状奇特之大汉径奔室后池沼，大声叱咤，须臾间便有三只水獭浮出池面，大汉以赤索将三獭捆定，准备离去。孙思递急趋前拦住大汉说：

“三物之罪，死不足以赎，但擅自行雨是出于贫道之意，还望开释三物，并请上达天帝，恕三物之罪。”大汉听毕，即解开绳索而去。事后三龙赴孙思邈处，意有所酬，孙坚拒。三龙又向玄照致谢，再三为请。玄照不得已，遂请三龙作法将观前障路山峰移走。于是三龙作法，将山以雷霆击碎，观前豁然开朗，数里坦平。

故事中的孙思邈为隋未唐初名医兼名士，有千金方传世，当时颇有名气，被道教牵扯入内，反映道教不仅能使龙致雨，还能救龙之命，龙与神仙的感遇富有人情味。孙思邈救龙故事不止一端，《酉阳杂俎》记孙思邈在终南山隐居，时天大旱，一名来自西域的胡僧在昆明他结坛祈雨。七日后，池水缩数尺。池中之龙化为一老者至孙思邈处求救。孙说：“我知道昆明池有仙方三十篇，将方予我，即可救你。”龙答称仙方天帝不准妄传，但事急已顾不了许多，遂将仙方奉上。孙思邈大喜，嘱龙不必忧虑。自此果然池水渐涨，甚至溢出池岸。胡僧祈雨不成，羞奎而死，这个故事中的孙思邈没有仁圣的色彩，颇有乘人之危、且不顾天下而念一已之私的意味，但表现了在龙问题上的佛、道之间的竞争。

佛、道两教争相对龙宣传，刺激了民间对龙的崇拜，传统的龙也由一神兽而成神。于是大江南北，龙王几乎无水无之。封建帝王也对龙神发生兴趣，唐代就有祭五龙之制，宋大观二年（1108年），宋徽宗下诏封天下五龙神为王爵。明清两代帝王也有封龙为王之举。帝王的褒扬，抬高了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本来在佛、道二教中，龙虽为神，但都没有显赫的地位，因此无论佛寺还是道观，都不供奉龙，龙但是宗教建筑的装饰，至多不过是佛、仙的坐骑，但在中国民间，龙却扬眉吐气，成为一种信仰最众、独立于佛、道之外的神祗。各地龙王庙林立，龙王庙与城隍庙、土地庙成为中国到处可见的祠字。